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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产生、发展至今，曾用各种东西写书。他们用竹、木片为材料写出的书叫“简策书”；用丝织品绢、缯等为材料写出的书叫“帛书”；用纸为材料写出的书叫“写本”或“抄本”；用石片为材料写出的书，现代虽不多见了，但在我国古代却相当流行，实际上这些字都是用刀刻的而不是“写”的。
我国古代先民用刀在石头上刻字、写文章的历史，差不多与汉字产生、发展同步而行。当汉字刚刚出现时，也就开始在石头上刻写了。1973年至1974年，江西省博物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该省清江吴城发现的“吴城文化”中，出土了带有文字(或符号)的器物38件，有66个文字符号，其中刻在三个石范上的就有六个文字或符号，即 、 、 、 、↓、 。1975年在该地继续发现的77个文字或符号中，在石质器物上刻画的又有四个，它们的形状是 、 、×、—。江西“吴城文化”的绝对年代，相当于我国中原地区商殷时代中期至春秋时期，但其文化发展序列，大致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或阶级社会初期，其文字或符号水平，相当于汉字的形成时期。
我国的商殷时代，汉字广泛使用甲骨文，当时的甲骨文已有4000多个符号，这种文字有些也刻在石头上。1935年春，考古学者们在安阳市殷墟侯家庄等殷人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在大型墓1003号墓道中，发现石[皀殳][gui鬼]断耳一件，上面刻有文字二行，共12个字，内容是“辛丑、小臣[茲字去艹换爫]、人[上凶十下][CHI吃]、[囗内多][YI宜]、才[上叀下口]、□(以)[皀殳]”。该墓属于商代末期的国王帝乙、帝辛时期。刻文的意思是：在辛丑这一天，有一个名叫[茲字去艹换爫]的小臣史官，在叫[上叀下口]的一个地方，进贡了很好的禽兽，特刻记在[皀殳]上以纪念。商殷时期还在三件乐器(石编磬)上也分别刻有文字，一为“永[户夂](同启)”，一为“永余”，一为“夭余”。这三件石磬，曾为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所收藏，并著录于他编撰的《双剑誃[yi宜]古器物图录》中，后来这批石磬归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除此之外，在商代玉器上也有不少刻文。
西周和东周时期，石刻文字比前期有了进步，我们已经知道的文物考古材料，就有数种。1974年至1978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该省平山县西北滹沱河北岸，发现了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址和墓葬一处。此前，即本世纪30年代，在这个古城址范围内的南七汲 〔ji及〕村西南，曾发现一块大河光石，上面刻有文字，经有关专家研究，取名叫《宫乘得守丘刻石》，这块刻石长90厘米，宽30厘米，厚40厘米。上刻文字二行，共19个字。刻文的内容是：“监罟〔gu古〕尤(囿)臣公乘德，守丘[六去丶]〔qi其〕血(旧)[爿酉]〔jiang酱〕曼，敢谒后尗〔chu处〕贤者”。刻文大意记载为国王监督管理湖池园囿的一个名叫公乘德的官，和看守陵墓的一个名叫曼的将，共同敬告后来贤人之事。从刻文的字体和出土情况分析，这块刻石的年代应属东周时期。此时期，另一件更为有名的刻石文字叫“石鼓文”。该刻石于7世纪初，即我国唐朝初期，在陕西省雍县(今凤翔县)出土，共10鼓。开始时就地放置于田野中，后被迁移至凤翔府，置于夫子庙内。唐末五代时期散失，经寻找收集，北宋时的司马池再将它运到凤翔府学保存，但已遗失一鼓。北宋仁宗赵祯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又经向传师访求，方才得以补齐。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宰相蔡京又将石鼓运至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置于保和殿之稽古阁。据传，在这时曾用金粉填其字，以表示珍贵，永远不让人们再拓传复制。金朝灭北宋，攻破汴京，又将它劫运到中都(今北京城西南一带)。元朝建国后又移置于大都(今北京内城北部)的国子监大门内。在这里放置的时间很长，从元朝、明朝、清朝，直至民国时期，前后600多年中未再被移动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将它南迁到大后方峨眉山保存。现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石鼓文出土后，立即引起了世人的重视，当时的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就曾撰文推崇它的书法；诗人、文学家杜甫、韦应物、韩愈等则赋诗作歌(如《石鼓歌》，载《唐诗三百首》)以赞扬它的价值。宋代欧阳修等编《集古录》等著作，强调石鼓文的文物价值，把它列为石刻中最重要的遗物。从此以后，历代大学者如宋代苏东坡、郑樵，元代潘迪，明代周进，清代阮元、震钧等都有所论述。近代著名学者也不断发表研究成果，如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唐兰《石鼓年代考》等。
这件石刻，因其外形如鼓而得名，但从其文字内容看，称其为“秦刻石”较为妥当。
关于石鼓文的内容，据近代古文字专家唐兰等学者考证，记载的是周朝天子派使臣到秦国，秦献公和他们一起出游、射鹿、捕鱼等事。其文体为韵诗形式，10首诗为一组，格调与古代《诗经》相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石鼓文是《诗经》的续篇之一。
秦朝统一全国以后，铁质生产工具的广泛运用，对石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石刻文字的新形式不断出现。首先是与过去一脉相承的不拘形状、不讲究格式的刻石开始大量雕刻，甚至发展到摩崖文字的雕凿；其次是专门作为歌功颂德的碑刻文字的出现和记述死者姓名、籍贯、生平、仕迹的墓志的流行；第三是儒家、佛教、道教刻经的大量进行，因此出现了大部头的石书；第四是各种题跋、题记、题名、经幢、书法(如石刻法帖)等刻石文字的大量涌现。总之，使石刻文字出现了百花盛开的局面。因此，有人估计，如果把我国各种石刻文字汇集起来，其数量完全可以与著名的二十四史和浩如烟海的写本、木刻本书籍相当，是迄今还未深入开发的文献资料处女地，对它的整理与研究是一项大有前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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