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石刻与石窟 作者:徐自强·吴梦麟


第四章 永存的颂歌——碑碣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研究,碑的发展史,至少经历了两个大的演化阶段。首先是将碑当做一种工具加以使用的时期,简称为实用碑时期;其次是在其上雕刻文字,以颂扬人的功绩、品格和记载史实的时期,简称为刻字碑时期。实用碑早在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实用碑使用时间长久,用途广泛,并具有独特的形制。这种碑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以来,经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一直使用到西汉时期,大约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间。它在许多方面都可使用:一是人们去世后,在埋葬时当做下棺和放置器物用的辘轳,绳捆在上面,可以任意升降,自由运转;二是置于王室、诸侯宫庙庭院或门前,作为拴马的柱子,或者当做一般人家系牲口的桩子;三是在宫殿前面或贵族的宅院中竖立的柱子,作为观察太阳偏斜、中正的标志,以判断一天时间的早晚。在这一点上好像后来的“日晷[gui鬼]”。这种“日晷”今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前的汉白玉台基上就陈设着一件。实用碑的质料,因用途不同而有差别,在宫庙和庭院中者多为石头做成,在墓角或圹[kuang况,即墓穴]侧者,初期多为木头,后来多改用石料。无论石质碑或木质碑,在形制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上半部大都有一个圆洞(因用途需要而开凿),后人把这个洞叫“穿”。这种“穿”是早期实用碑独具的特点。

  这种实用碑,人们使用很久。但有一天,不知道是灵感,还是偶然,有人在这种碑上刻上了字,出现了刻字之碑。从而使这种刻字碑与过去的实用碑有了本质的区别。这两种碑交替的时间,大致在西汉晚期。这个变化的实物证据,以《麃[biao标]孝禹碑》为代表。《麃孝禹碑》是宫本昂等于清朝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在山东平邑县治理河道时,在土堤中发现的(过去已经知道有此碑,并有拓本行世,但不知何时,原石丢失,现存山东省博物馆)。该碑形长方,圆首,据拓片测量,长约136厘米,宽约45厘米。碑首有额,额两边各刻一只站立之鹤,额下有穿。碑身刻字,共二行,内容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侯)里麃孝禹”。“河平”是西汉成帝(刘骜[ao 傲]的年号,三年为公元前26年,说明此碑刻成于西汉后期。这块碑有人名、地名、官爵、卒年或葬年等内容,已具备了墓碑文字的基本内容,其形制有“穿”,显然是由墓穴下棺的“碑”发展而来。它已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刻字碑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块碑是现今所知的由实用碑演化成刻字碑的典型代表。

  刻字碑在汉代出现以后,由于形成的原因不同,也就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如在下棺的实用碑上刻写文字以记述墓主的姓名、籍贯、家世、生平和事绩,以及一些颂扬和悼念的铭词等,形成一篇传记性的文字,使路过行人读后,可知道墓主身分。这种碑叫做墓碑。如果是在宗庙、祠堂等建筑物旁和殿院内竖立的实用碑上,刻画文字,使行人阅读后能知晓这些宗庙、祠堂等建筑物的情况以及受祭者的功绩、道德、行为,这种碑就叫做祠庙碑。

  在汉代和三国时期,刻字碑大概只有墓碑和祠庙碑这两种。这两种刻字碑的共同特点是多为纪念亡人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由于刻字碑的这种特点,所以在当时人们就认为,树碑是为了对前人、先辈表示悲哀或追悼。关于这一层意思,我们在阅读汉碑的刻文中可以观察到,在浏览晋代的民歌里也可以体会到。到了唐朝前期,大学者徐坚在为皇家贵族子弟编写课本《初学记》一书时,对“碑”字的解释,就直截了当地说成“碑,所以悲往事也”。到唐朝晚期,陆龟蒙更直截了当地解释为“碑者,悲也”。虽然刻字碑后来按内容可分为多种,如墓碑、祠堂碑、寺庙碑、纪念碑、记事碑等,但歌颂死者怀念先人,一直是这类碑文的主流。

  汉代刻字碑出现以后,由于与其他类型的石刻文字,如刻石、摩崖、石碣等同时并存;又因为它们都是用刀刻在石上的文字,因而在称呼上就不十分严格。有的将一切石刻文字都叫做碑,有的又把这类文字叫做碣。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当时对它们就有明确的区分,什么“方者为碑,圆者为碣”、“大者为碑,小者为碣”等等,这恐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直到唐代,还有将方碑称为碣的。例如:《潘师尊碣》刻于唐代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碣石原在河南省登封县嵩山老君洞,其文字长达20多行,1000多字,实在是一个既大又方的碑,但首行所题名称,仍自称为“唐默仙中岳体玄先生太中大夫潘师尊碣文”。这是碑、碣两者不分的明显例子。所以,两个不同的名称用于同一件事物,只是由于作者的认识和习惯的不同,而随意选用罢了。

  刻字碑出现以后,由于所记内容的相对稳定,其形制也就逐渐固定下来。刻字碑大致上由三部分组成。

  (一)碑首。这是碑的最上部分或者叫顶部。早期碑首比较简单,多为圭首、圆首或晕首,后期又逐渐出现螭[chi 吃]首,尺寸也越来越大。

  圭首,上锐下钝,或者是正三角形去掉尖的一部分即成圭首。在汉碑中,《郎中郑固碑》、《司隶校尉鲁峻碑》、《白石神君碑》、《鲜于璜碑》、《张迁碑》、《武荣碑》等都是有名的圭首碑。后期渐少,尤其在有地位的富人中用圭首者更少。

  圆首即首成半圆形。泰安岱庙《衡方碑》即为汉代著名圆首碑。

  晕首,其轮廓也是半圆形,但半圆的上部却有晕缭绕,如天空雨后出现的虹,所以叫晕首。一般有晕三道,其晕多从碑首碑身交接处起始,尚留系绳引纤的古意。《圉令赵君碑》、《孔孔碑》、《赵菿〔dao到〕碑》等,都是著名的晕首碑。汉代以后,晕首碑多消失无存。

  螭首,又叫螭头,即雕刻在碑头、殿柱、殿阶、彝器、印章等上面的螭形花饰。螭为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属传说中的蛟龙类。龙为炎黄子孙最崇拜的神兽,把它装饰在碑头上成为螭首,碑的身价就变得更为高贵。这种螭首碑,大约出现于汉晋以后的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刻的《爨〔cuan窜〕龙颜碑》就是著名的螭首碑之一。唐朝时螭首碑逐渐成为等级高低的象征,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准刻制。

  碑首中间为碑额,是雕刻碑名的地方。碑额书标题,开始于东汉时期,字体以篆体最多,隶体也不少,故称为“篆额”或“隶额”。篆额碑,汉代有《郑固碑》、《孔庙碑》、《西岳华山庙碑》、《夏承碑》、《孔彪碑》等,三国魏时有《上尊号碑》、《受禅表碑》、《孔羡碑》、《范式碑》等。隶额碑,汉代有《衡方碑》、《武荣碑》等。南北朝时,碑文开始由隶书演变为楷书,随之而来,碑额文字也有楷书的,但是在著录时不能像篆、隶书一样称“楷额”,只能叫“额正书”,这也算是一种约定俗成吧。不过,有时候楷书的碑额,也可以称之为隶额。因为有些书法家认为楷书是当代的隶书,所以,隶书也有“汉隶”和“今隶”之别。今隶就是楷书。碑额用楷书者,有《萧憺[dan旦]碑》、《葛府君碑》、《张猛龙碑》、《龙藏寺碑》等。

  有的碑碑额左右或四周还刻有各种图像。如《白石神君碑》碑额两旁各透雕一兽,兽下又各雕一人。《鲜于璜碑》碑首阳面额旁线刻青龙、白虎,阴面额刻了朱雀。《张迁碑》圭首四面刻蟠螭,上锐处两鹊相对,造型十分生动。《爨龙颜碑》碑首穿上刻蟠龙,穿左右刻日月,日中有伏鸟,月中有蟾蜍。唐朝碑首上又出现了一些特殊画像,如《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碑首刻七佛像;《道因法师碑》碑首刻释迦牟尼、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三像,并刻其名,把碑首装饰得十分美观。

  早期刻字碑(如汉圭首碑)的穿多凿于碑额下方。这种穿尺寸或大或小,位置或高或低、或左或右,并不固定,但一般多在碑额标题之下,碑身之上,不影响书写与刻文。但也有例外,如《赵菿碑》的穿在碑文中间第九行至第十行处,每行占去三个字的位置。《袁安碑》无碑额,穿在碑文之中,占两行,每行占两个字。《袁敞碑》的穿也在碑文中,占两行,每行占两个字。穿的位置最靠下者,可能是《景君碑》,在碑文第八行至第十三行处,每行占两个字的位置。碑穿只是第一阶段实用碑的遗制,当刻字碑通行一个时期以后,由于它无用就自行消失了。汉代以后的石碑,就基本上再无碑穿可寻了。

  碑首在早期碑中基本上与碑身是用一块石头雕成,但魏晋以后,碑石愈来愈大,到了唐代时,碑的制做愈加精细,碑首与碑身往往用两块石板各自刻成进行装配。这时碑首的宽度、厚度都比碑身大,使雨雪等不致直接淋至碑身上部,对碑身起到了保护作用。

  (二)碑身,是碑的主要部分。一般为一块石料制成,多为长方扁形(即高度大于宽度,宽度又大于厚度)。少数碑也有由多块石料制成的,成为长方柱体(即高度大于宽度,宽度等于厚度),如西安《石台孝经》碑,即由四石合成。碑身各面名称,正面称碑阳(有的叫碑面),背面称碑阴,两边称碑侧。碑身主要是雕刻碑文的地方。碑阳一般刻正文,碑阴一般刻出资立碑者的姓名或“门生、故吏”题名以及各种碑阴记。碑侧有的续刻正文或题名,有的或只刻一些装饰花纹。碑文的书法字体,各时代多不相同。汉碑主要是隶体,三国两晋时碑文字为隶书向楷书的过渡体,南北朝隋唐,碑文字体主要为楷书。唐朝前期贞观年间,行书、草书也可以写碑,但很少使用,只有唐太宗《晋祠铭》、唐高宗《万年宫》、武则天《升仙太子碑》等少数代表性作品。

  (三)碑座,用来承托碑身。初期时,碑体较小,碑首、碑身、碑座以一块石料雕成。这时只是在整块石料的下边,留出一块空白,不刻字就成为碑座。竖碑时,碑身在地上,部分碑座插入土中以稳定碑身碑首。后来碑体越来越大,为防止碑体下沉,往往另选石料做碑座。这种碑座一般为方形或长方形,比碑身宽大,在碑座上面刻凹槽,碑身下部刻榫卯,两者相合既固定碑身,又可防止下沉。南北朝以后,碑座的形制开始多样化,最突出的是做成龟形的“龟趺[fu 夫]”座,或者叫“赑屃[bixi 币细]”座。这种碑座从力学上讲,是利用了龟的特点:背宽、壳硬、足短,在背上开槽嵌碑身,不仅稳重,而且美观,有活灵活现的动态感,就更为人们所喜爱了。“龙”早就是我国占代汉民族崇拜的神兽之一,古代人很早就编出了一个“龙生九子”的动人神话,并把龙与龟联系起来。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勇敢正直的龙夫妇,感情非常好,共生下九个儿子,但外貌都不像龙,性格、脾气、爱好也大不相同。老大囚牛,喜欢音乐,后来人们在胡琴上所刻的兽头,据说便是它的遗像。老二叫睚眦[yazi 牙自],心胸狭窄,性情暴躁,勇敢善战。现留在刀剑上的兽头,据说就是这个性情暴躁、喜好杀戮的睚眦。第三个龙子叫螭吻,它能在狂风袭击下岿然不动,而且还面带微笑,又喜欢登高望远。所以,古代的建筑屋脊的两端的龙头,就叫螭吻。老四叫蒲牢,它平生喜好鸣喊吼叫,古代乐器的钟纽,经常刻成一只兽,张着嘴衔着纽,据说就是蒲牢的形象。老六叫狴犴[bian 必按],它的形状像老虎,有威风,喜欢同别人打官司,仇恨恶势力,所以人们总爱将它的形象刻在监狱的门上。第七个龙子叫饕餮[taotie 涛帖],这名字的意思就是贪婪,它总是张着一个大嘴,好像永远吃不饱,所以在古代的青铜祭器上,不管是斟酒还是盛饭的器物上都装饰它的形象。老八叫叭嗄[baxia八下],它最喜欢水,所以在古桥栏杆上、桥壁上、台阶上总有一些流水的龙头,这就是叭嗄的形象。龙的第九个儿子叫椒图,也有人叫它铺首,性情好静,善于把守门户,忠于职守,看管东西从不丢失。所以在古代宫殿、寺庙或一些重要建筑物的大门上,总是浮雕一个兽头,口中衔环,俗称铺首衔环。老五就是前面说过的名叫赑屃的石龟,有的书也叫它霸下。这个老五,力大无穷,很喜欢帮助别人背负极其沉重的东西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所以人们在选找碑座时,它就成了最适合的对象。这个故事不知始于何时,也无确切考证,但据现在所知,它在明朝人的记载中已经出现了,例如明朝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进士李东阳的《怀麓堂集》,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四川新都状元杨慎撰的《升庵外集》等书籍中都记载有“龙生九子”的传说。
 


  《石台孝经》(唐)采自《西安碑林书法艺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但在刻碑时,龙龟形象不得乱用。清朝末年大金石家叶昌炽,在撰《语石》这本书时,转述唐朝大文学家柳子厚记述唐葬令时的话说:“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首;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

  这种碑首、碑身、碑座的碑制,在至今的2000年中广为流传,不仅在我国广大汉族地区如此,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也如此;不仅体现在个人墓前、祠堂、寺庙的石碑上,而且发展到内容更为广泛的记事碑、纪念碑上。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名碑。

  《裴岑纪功碑》,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刻,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岳钟琪得此碑,后移存新疆巴里坤(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县)关帝庙前。此碑上锐下宽,远望如同石人,故当地人称“石人子”。内容记述敦煌太守裴岑带领3000人征讨呼衍王,为平定西域,保卫边疆做出贡献。《汉书》未记载此事,可补史缺,有重要价值。近代摹刻者较多,新疆、山东均有其摹刻碑;《西岳华山庙碑》,汉碑当中最大的一块,刻于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现已坏,只有拓本流传;《上尊号碑》为曹魏华歆等人要曹丕接受汉帝禅让,上尊号为元子的奏表,在河南许昌;《受禅表碑》记曹丕受禅让的典礼,在河南许昌。两碑内容是为曹丕称帝涂脂抹粉,比较一般。但它们是魏晋时最早的碑,且形体高大,刻字较多,书写紧密,与汉碑有明显的不同。在书法上,字体方正刚健,与汉隶也有异,开魏隶之先。

  《南乡太守郛[fu 伏]休碑》是西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第一块晋碑;《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是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立的现知的石刻史上有关妇女的第二块石刻(第一块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女《马姜墓志》);《大晋龙兴碑》又名《大晋皇帝龙兴三临辟雍颂》,常称《晋辟雍碑》,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刻,原立洛阳太学。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在河南偃师县东大郊村出土。碑现仍存原处。内容记述晋武帝司马炎和皇太子司马衷等,三次临辟雍视察并在太学举行乡射礼之事,碑阴题名达400余人,从中可以看到晋代太学的一些组织情况。此碑体积较大,前所未有,是现存晋碑中最完好最大的一块;《爨宝子碑》,现存云南曲靖中学,刻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内容记述爨宝子的生平事迹,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碑刻之一。书法在隶书与楷书之间,人称它是我国汉字书体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典型;《爨龙颜碑》,现存云南陆良县元堡小学,刻于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60年),为南朝早期代表碑刻之一。内容是记载爨龙颜镇压当地少数民族起义的事,对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史有一定价值。它与《爨宝子碑》并称二爨碑;《萧憺碑》,刻于萧梁普通三年(公元522年),名家徐勉撰文,贝义渊书丹,书法已是楷体,为现存南朝晚期代表碑之一;《皇帝东巡碑》,刻于太延三年(公元437年),记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东巡时经过易州(今河北易县)与群臣比赛射箭的情况。据载,有两个皇帝在这里进行过射箭比赛,共刻三块碑,现在只发现一块,而且是最早的,也是现发现的北魏刻的第一块碑。此碑发现于1920年;《嵩高灵庙碑》,刻于太安二年(公元456年),相传由寇谦之书丹,以隶书笔法写楷字,其书法为北魏早期佳作,为历代书家所珍重,反映了汉隶在发展上的又一次演变。该碑为道家所立之第一石,反映了嵩山道教的一些活动情况;《张猛龙碑》,刻于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内容主要记述张猛龙兴学事,系北魏名碑之一。该碑书法甚佳,笔法劲健,为近代书家学习临摹典范;《兰陵王高肃碑》,刻于北齐武平四年(公元573年),1920年出土,是著名的北碑之一。据史书记载,高肃,字长恭,骁勇善战,但他是一美男子,故在上阵作战时,总戴上个代面(面具)以解决他文雅与勇武的不协调。后世演戏时,演员戴面具或勾脸谱,据说都是由此而来。唐代教坊歌曲中有兰陵王一曲,宋代仍有兰陵王一调,大约最初也是歌颂他的。该碑书法为雄健的大字,是北碑中的上品。

  《龙藏寺碑》,现存河北省正定隆兴寺,刻于隋文帝开皇六年(公元587年),内容如碑额所题,是讲恒州(今河北正定县)刺史鄂国公劝造龙藏寺情况。书法正楷。宋人欧阳修记为张公礼书。该碑在南北朝至唐代书法的变化过程中影响很大,充分反映了前后期过渡的特点,向称隋碑第一。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最繁荣的时期,碑刻也不例外。这时碑刻有以下特点。

  首先,碑体高大,其碑身一般高2米,宽1.4米以上。如《华山庙碑》,据说好大喜功的唐玄宗,为祭唐代封的“金天神”——西岳华山之神,亲自写了一篇《华山铭》并刻成了《华山庙碑》,安置在华山庙中,其碑由几块石头合成,高10多米。可惜,此碑已被毁坏;现存最大的石碑,恐怕要算矗立于嵩山的《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了。该碑刻于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林甫撰文,徐浩书丹。隶书25行,每行53字。碑体巨大,气魄宏伟。通高9米,宽3米,厚1米多。该碑上下四周浮雕精美。碑首上有顶盖,刻云龙嵌珠,碑座有佛龛造像。碑额有裴向篆书“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11个字,碑身徐浩隶书文,笔力遒劲,字体规整秀逸,堪称碑中一绝。

  其次,陵墓碑和祠庙碑较多。唐太宗李世民对他的将士有感情,生前就规定:他的功臣大将去世以后,一定要埋葬在他的陵墓左右,从而形成了文武功臣陪陵制度。唐太宗墓称为昭陵,陪葬的功臣、将相和嫔妃、公主等共计有100多人,每人墓前都竖立墓碑。所以陵区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碑林。这些碑至今尚存40余块,其中有《李勣〔ji基〕碑》。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公,唐太宗最得力的武将,因战功显赫,赐姓李,又避唐太宗讳改成此名。该碑刻于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高宗李治亲自撰文并书丹,行书32行,每行90多字。高宗书法受太宗的熏陶,颇有神气。其碑现在仍存原地(即陕西礼泉县昭陵博物馆内),高7.5米,宽1.3米,厚0.7米,其碑体为昭陵墓葬碑之冠;《述圣记》,唐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建高宗乾陵时刻。碑用七块大石累积而成,高6.5米。碑身七节,取意于日、月、金、木、水、火、土,俗称“七节碑”,现存陕西乾县(原乾州)。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丹。书法严谨整饬,文体为骈文,共46行,每行120余字,总计5500余字,现存1600多字。内容为颂扬唐高宗之“圣德”,但由于该碑倾倒较早,全文尚未为人所见。

  第三,名书法家书碑盛行,从而保留了大量名家真迹。唐代著名书家,如褚遂良、虞世南、王知敬、欧阳询和欧阳通父子、薛稷和薛曜兄弟、颜真卿、李邕、蔡有邻、韩择木、梁升卿、徐浩、柳公权、沈传师、裴璘、唐玄度、刘禹锡等人,都书写过不少碑文。欧阳询书写了《九成宫礼泉铭》、《房彦谦碑》、《皇甫诞碑》、《温彦博碑》等20多件石刻,李邕书写了《大照禅师碑》、《李思训碑》、《东林寺碑》、《端州石室记》、《卢正道碑》、《麓山寺碑》等30多件。颜真卿写了《八关斋会报德记》、《大唐中兴颂》、《元结墓表》、《多宝塔感应碑》、《李玄静碑》、《东方朔画赞碑》、《放生池碑》、《郭家庙碑》、《颜氏家庙碑》、《离堆记》等90多件;柳公权书写了《玄秘塔碑》、《李晟〔sheng胜〕碑》、《苻璘碑》、《神策军碑》、《冯宿碑》、《魏公先庙碑》等60多件。其他如欧阳通写的《道因法师碑》,褚遂良写的《房玄龄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都是很有名的楷体书法碑,为历代书家所推崇。

  唐太宗李世民提倡王羲之的行草书,用行草书写碑开了一代书风。他亲自用行草书书写《晋祠铭》(现存太原)、《屏风碑》(现存浙江余杭)、《温泉铭》等。温碑原石早佚,敦煌石室中存有唐代拓本,现有影印本流传。怀仁和尚花了20多年工夫集成的《集王书圣教序》,是著名的草书唐碑。

  唐玄宗李隆基提倡隶书,自己也写得一手优美的汉隶,据说他一共写有30多件,现存于世者还有大约10件,《纪泰山铭》、《石台孝经》、《王仁皎碑》、《庆唐观纪圣铭》等即为其手迹。其中《庆唐观纪圣铭》刻于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碑在山西浮山县,因地僻人稀,知者甚少,所以捶拓者不多,碑保存也好。这是了解唐玄宗隶书的绝好材料。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许多著名隶书家,如史维则写《大智禅师碑》、《庆唐观金箓斋颂》等40多件。其中《大智禅师碑》,碑阳刻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计32行,每行61字;碑阴较碑阳晚刻五年,计27行,每行九字,书法遒劲,有骨力,清朝学者孙承泽推崇此碑书法为开元时期第一品。蔡有邻写有《尉迟迴庙碑》、《庞履温碑》等隶书碑;韩择木写有《告华岳文》、《叶惠明碑》等隶书碑。

  唐代大篆书家李阳冰[ning宁],自命不凡,夸口说:秦代李斯以后,篆法直接传人就是他了。在唐中期的天宝、大历年间,他刻写过许多篆字碑和碑额,见于著录的就有《三坟记》、《城隍庙碑》等三四十件,但现存者只十六七件了。

  第四,反映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关系的碑刻较多,并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唐蕃会盟碑》,刻于唐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竖于西藏拉萨大昭寺,至今尚存。碑阳右侧汉文,楷书,左侧藏文,内容记述唐蕃和约盟文;碑阴记载吐蕃起源、发展等历史情况及唐蕃会盟经过;碑侧记述参加盟誓双方官员姓名。据史书记载,唐蕃会盟前,曾屡战屡和,此次会盟划定唐、蕃辖界,并刻于石,使子孙后代铭记,标志着唐蕃之间一个和平时期的到来,数百年间未再发生过一次大的战争,有利于汉藏两族的发展。此碑是研究汉、藏民族关系史的绝好实物材料;《南诏德化碑》,约立于阁罗凤赞普钟十五年(公元766年),碑在今云南省大理南太和村西。碑高3.02米,宽3.27米。内容记述了南诏政权建立初期的一系列重要史实,是研究南诏史的第一手材料;碑阴职官题名,提供了南诏前期职官制度和许多民族成员参加南诏政权的情况,是赞扬南诏国王阁罗凤业绩及南诏与唐朝关系的重要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碑通高280厘米,宽85厘米,厚16厘米。碑首额上刻十字架。碑阳下部及左右两侧用叙利亚文和汉文合刻70名景教僧的名字和职衔。碑文计32行,每行62字,分序、颂两部分。内容主要是叙述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是研究唐代景教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此碑在明朝末年出土后,不但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也引起外国传教士的兴趣。19世纪初,曾有人想偷运此碑出境,由于广大群众的保护,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现存西安碑林。

  上述四个方面的唐碑,既反映唐代碑刻的特点,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碑刻进入高峰时的盛况。以后各朝代,虽然各有特色,但未再出现新的刻碑高潮。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采自《西安碑林书法艺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宋元时期,以书法为主的碑刻,继续有所发展,大书法家苏轼、黄山谷、米芾[fu 夫]、蔡襄、赵孟頫[fu 府]、鲜于枢等都各有佳作。苏轼,字东坡,写有《司马温公碑》、《赤壁赋》、《表宗观碑》、《丰乐亭记》等碑刻数十件,苏书以行草为多,楷体极少。《前赤壁赋》,为苏轼亲笔楷书,字径七八分,书法稳健流丽,与常见者不同,为现存苏轼楷书之冠。黄庭坚,字山谷,写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发愿文》、《龙王碑记》等碑刻数十件。关于《狄梁公碑》,昔人说:狄梁公(狄仁杰)事,范文正(范仲淹)文之,黄文节(黄庭坚)书之,为“海内三绝”。米芾写有《千字文》、《苕溪诗》、《芜湖县学记》等楷书、行书碑。蔡襄写有《昼锦堂记》、《万安桥记》、《刘奕墓碣》等。其中《昼锦堂记》欧阳修撰文,邵必篆额,蔡襄楷书18行,每行39字,书法严谨端重,颇似颜真卿体。据说,蔡襄写此碑时,每一个字就写一张纸,最后择其较好者雕刻于石,所以人们称此《记》为“百衲碑”。赵孟頫为元代大书法家,写碑刻近百种,《少林寺裕公碑》、《玄庙观重修三门记》、《玄教宗传碑》、《许熙载神道碑》、《新建庙学碑》为其代表作。其中《玄教宗传碑》元虞集撰文,赵孟頫奉敕篆额并书丹。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吴全节刻石。楷书26行,每行64字。其碑笔法生动,可见赵书功力。《许熙载神道碑》,欧阳玄撰文,茅绍之集赵孟頫楷书而成,在河南安阳,碑石刻字极工整,四面环刻,故当地人称“四面碑”。碑虽集字,但书法遒健,非他人所能比,在赵书中亦为杰作,所以评论书法者,常以此碑为赵书之上品。《新建庙学碑》,元李师圣撰文,赵孟頫篆书。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刻,为赵孟頫壮年(40岁)时所书。赵所书碑碣,见于世者,以此碑为最先,其以篆文写碑者,只见此一件。赵之书名自此日大。赵为他人所书,楷书行体,已不胜其烦,因此从不轻易写篆书,只偶尔有篆书小品而已,巨碣丰碑绝无。《李愿归盘谷序》,韩愈撰文,鲜于枢书。其书体严谨而恢宏,可为大字楷书范本。《鲜于枢大字诗赞》,为鲜自作之诗,草书71行。该书笔法纵肆坚实,气魄雄浑不失规矩。可与赵孟頫、康里巙巙〔nao挠〕等元代大书法家齐名。

  宋元碑刻除著名书法家书碑较多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图碑较多,如《天文图碑》、《禹迹图碑》、《华夷图碑》等都十分有名。《华夷图碑》,刻于南宋伪齐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现存西安碑林。《华夷图碑》是宋代的一幅中外地图,中国部分是主要的。图中对中国的山脉、河流、长城以及各州的地理位置等都标示得很清楚,至于其他部分,在图中只能简略地标出一些名称以及相互间的方位关系。《禹迹图碑》,刻于南宋伪齐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但其绘制时间比同年刻的《华夷图碑》晚。现存西安碑林。图中绘的海岸线较准确,说明对沿海地区比前了解较多。总的看,《禹迹图碑》已经比较接近今日的中国地图。《平江图》,刻于南宋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藏苏州市博物馆。它是流传下来的宋代城图中最详细的一幅,是现存最古的苏州地图。《地理图》,刻于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图中对山脉的表示比《华夷图碑》前进了一步,图中地形有了立体感。《天文图碑》,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王致远摹刻,现存苏州市博物馆。石刻高二米多,宽一米多,图以北极为中心,收星1440颗,说明文字41行,2000多字,对当时所知天文知识作了简要叙述。《静江府城防图石刻》,南宋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刻,现存广西桂林鹦鹉岩。它为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以来,静江府(今桂林市)为防蒙古军队的进攻,前后四次修筑的城防工事的平面图,是研究桂林市发展史和古代城防史的重要史料。《汾阴后土图碑》,刻于金天会十五年(公元1137年),现存山西万荣后土庙,为荣河县知县张维等所刻的后土庙建筑全貌图碑,是现存最完整的北宋祠庙图之一。可从中了解宋代国家一级祠庙的概貌。

  明清时期陵墓碑在气势规模上又有发展。明之十三陵,清之东、西陵,都著称于世。

  明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县天寿山下方圆44公里的小盆地上,建有长陵、永陵、定陵等十三处明代皇帝陵墓。每陵布局大体相似,都有碑亭、明楼等建筑。如长陵(明成祖朱棣墓)明楼呈方形,四面辟券门,中贯十字形穹窿顶,上檐下悬匾额,大书“长陵”二字。正中竖碑一座,阴文刻“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定陵为神宗朱翊〔yi亦〕钧陵墓,明楼檐下榜额刻“定陵”二字,楼内石碑碑首额篆“大明”二字,碑身刻“神宗显皇帝之陵”。明十三陵各陵之神功圣德碑有明显特点,多为无字碑,刻有碑文的只有长陵和思陵(明崇祯墓)的两块碑。其他明碑,如《永宁寺碑》等,也是十分著名而重要的碑刻。《永宁寺碑》是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刻《永宁寺记》与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刻《重建永宁寺记》二碑的总称。记述明朝永乐年间派员赴奴儿干(今黑龙江下游特林)设置都司衙门,任命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官,以安抚当地居民等情况。该碑是说明明朝初年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地区为我国领土的重要证据。

  清代有东、西两个陵区。现以东陵为例略加叙说。东陵位于河北遵化县马兰峪,有孝陵、裕陵、定陵等皇帝陵五座,皇后陵四座。始建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陵园以昌瑞山为中心,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20公里。各陵布局也大体相似,都有圣德神功碑楼,神道碑亭等。裕陵为乾隆皇帝陵,圣德神功碑楼内,有龙蝠碑两座,高六米,赑屃座,碑文用汉、满两种文字刻就。定东陵为咸丰皇后慈安与慈禧的陵寝。碑亭内龙蝠碑,重量就达20余吨,碑座也是整块石料雕成的赑屃座,以体现碑刻的高贵等级。

  清朝时,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政权的稳定,康熙、乾隆两朝比较注意民族关系的协调。乾隆皇帝明确表示,对各民族要“因其教,不易其俗”。这种政策的集中体现就是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及其碑群的建立。

  溥仁寺及其碑刻。溥仁寺俗称前寺,建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这一年,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到承德庆祝康熙皇帝(玄烨)的60寿辰,所以特建此寺并刻《溥仁寺碑》以为纪念。普宁寺及其碑刻。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这时,乾隆皇帝在平定了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后,正在避暑山庄大宴厄鲁特四部的上层贵族,并分别封以汗王、贝勒、贝子等头衔。因他们都信奉喇嘛教,所以乾隆皇帝下令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建普宁寺和碑亭以作纪念。碑亭内所竖之碑有《普宁寺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内容叙述建寺立碑情况。《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写,碑文分别记述了清政府平定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叛乱的情况。普陀宗乘之庙及其碑刻。准噶尔叛乱平定后,漠南、漠北、青海、新疆等地的蒙古、维吾尔族上层人物,齐集承德,朝见清帝,显示了祖国的统一。清政府对此十分重视,花了四年时间(公元1767—1771年),仿照当时藏传佛教的中心——拉萨布达拉宫,建成普陀宗乘之庙,其庙占地22万平方米,是承德外八庙中最大的一个。正当此庙落成时,率众返回祖国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来到承德朝见乾隆帝,随即到普陀宗乘之庙行瞻礼。故在该庙赐刻《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碑以作纪念。两碑均是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成的大型石碑,记述蒙古卫拉特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于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被其头目率领到伏尔加河流域游牧,后来因不堪沙皇俄国的压迫与欺侮,又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回归祖国怀抱。清政府拨出价值20万两银子的物资,把他们安置在新疆伊犁河流域放牧。两碑是研究清朝民族关系的重要材料。

  元、明、清进士题名碑,是一类著名的专题碑群,现存首都博物馆,共198块。其中元代三块;明代77块;清代118块。题名碑共记载了5162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其中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的两块清代最末的一科进士题名碑中,在其碑文的第二甲第三排第10名刻有近代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的名字。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是研究我国晚期科举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墓碑、祠庙碑、纪念碑就数量而言是碑刻中的主体,此外还有一些有着特殊功用的记事碑。如,《交通规则石碑》刻于宋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一在福建闽北山区松溪县旧县村,一在松溪县竹贤村。本世纪80年代发现。碑文记载唐宋时期“仪制令”,内容有“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等路规。经福建省交通部门鉴定,这是迄今发现的记载我国古代交通规则最早的碑石。

  前述各类碑刻,从文字角度区分主要是汉文碑刻,此外我国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碑刻。

  契丹文石刻。分为契丹大字石刻和契丹小字石刻两种,有墓志铭、纪功碑、建庙记和游记等类别。刻石年代主要是在986年至1150年之间。分布地点除陕西、河北有三种外,多数都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等地。现存契丹大字石刻,主要有《辽太祖纪功碑》(残石)、《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即《耶律万辛墓志》)、《萧孝忠墓志铭》、《故太师铭石记》、《石棺铭文》以及辽上京遗址出土的两件残石等。现存契丹文小字石刻,主要有《兴宗皇帝哀册文》、《仁懿皇后哀册文》、《道宗皇帝哀册文》、《宣懿皇后哀册文》、《萧富留墓志铭》、《许王墓志》、《故耶律氏铭石》、《萧仲恭墓志》、《耶律仁先墓志》、《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等10余种。它们是现存研究契丹文字的主要材料,十分重要。

  西夏文石刻。西夏文字颁行于1036年,西夏灭亡(公元1227年)以后,仍为党项族所使用,直至明末。现存西夏文石刻多在甘肃、宁夏、河北、北京等地出土,数量不多,代表性石刻有甘肃武威西夏《感应塔碑》、宁夏银川西夏《仁宗寿宁碑》、元代《居庸关西夏文石刻》、《敦煌莫高窟六字箴言碑》以及明代河北保定西夏文石刻等,都是研究西夏历史、西夏文字的重要材料。

  女真文石刻。主要有摩崖石刻和碑刻等,中国现存者有吉林省的海龙县《海龙女真国书摩崖》、扶余县《大金得胜陀颂碑》、舒兰县《昭通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河南省开封《女真进士题名碑》、《奥屯良弼诗碑》(相传发现于山东蓬莱县,故古称《山东蓬莱刻石》)、《奥屯良弼饯饮碑》等。此外在朝鲜还保存有数件。

  元代蒙文碑刻。包括蒙古畏兀儿字碑和八思巴蒙古字碑。畏兀儿字碑刻,现存者计有昆明筇竹寺《云南王藏经碑》(碑阴刻有云南王阿鲁的蒙古语令旨),内蒙翁牛特旗《张氏先茔碑》、《竹温台碑》,甘肃武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山西济源《紫微宫碑》及“皇后懿旨”文末之蒙古畏兀儿字“令文”等。八思巴古字碑刻,已发现者约有20余件,分布在陕西周至、韩城,甘肃泾川,山西太原,河南安阳、许昌、浚县,河北易县,山东邹县等地的元代寺观。内容多为皇帝圣旨、皇后懿旨、皇子诸王令旨或帝师法旨。所述主要为保护佛寺道观产业及减免僧道赋税差役诸事。这两种碑刻都是研究元代历史、制度、宗教、寺观的重要资料。元代白话碑,是元代以八思巴蒙古字书写的官方文书,用汉语白话直译为汉文后,所刻诸碑石的通称。其内容十分丰富,尤其对研究元代专名译语有特殊价值。冯承钧编的《元代白话碑》、蔡美彪编的《元代白话碑集录》等可资参考。

  除上述刻字碑外,还有只竖碑、不刻字的“无字碑”,如《泰山无字碑》、《乾陵无字碑》、《十三陵无字碑》等。《泰山无字碑》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为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登泰山时所立。碑高六米,宽1.2米,顶上有石覆盖,石的颜色黄白,因无字,故名无字碑(也有人称为石表)。《乾陵无字碑》,建于7世纪末期或8世纪初,以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通高7.53米,宽2.1米,厚4.12米,总重量达100吨。碑首有九条螭龙盘绕。碑侧各有升龙图一幅,升龙长1.49米,宽1.19米。碑座阳面的线刻画的是一幅狮马图。图长2.14米,宽0.66米。狮马图之马屈蹄俯首,悠然就食,雄狮昂首怒目,威严挺立。该碑碑身高大,雕刻精细,不愧为历代无字碑之冠。关于立碑不刻字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以《乾陵无字碑》为例,就有三种说法,一说武则天曾经留有遗言:“己之功过,留后人评”,所以只竖碑不刻字;一说武则天“德高望重,无法可书”;一说这是唐中宗李显为自己立的碑等等。

  前述各类碑,内容虽异,但一般都是为人而立的。树碑的基本用意,是表示人们的哀思和怀念。因此,可以说,碑是人们心中永存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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