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 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

　　殷商甲骨也好，西周甲骨也好，只有少数是记事性质的文字。如“雀入百五十”、“昼入百”等，就说的是入贡甲骨人的姓氏及所入贡甲骨的数字。还有些牛骨上刻记着宫廷大事。殷墟甲骨中还有用兽骨作成的骨简，上面刻记着狩猎、战争等活动的史实。但这种单纯记事的甲骨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是卜骨，即用来进行和刻记占卜情况的龟甲和兽骨。

　　用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并在上面刻记占卜情况，可能是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习俗。到了殷商时期，虽然人类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当时的人们，包括有文化的贵族和统治者及史官，仍然很迷信。凡遇有关国家的征伐、狩猎、畜牧、农事、灾害、疾病、祭祀等事，都要求神问卜。

　　占卜的方法是，在占卜之前要先将龟甲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或凿出梭形的浅槽，但不能透过骨面。占卜时，将所要问的事项先向神灵讲清，然后用燃烧着的木枝在深窝的中央或浅槽的边缘烫灼。甲骨一受热烤，就会在正面出现各种不同形状的裂纹。这种裂纹就称为卜兆。据说神灵的意志就从这些卜兆中委婉地表现出来。 卜人就根据这种卜兆裂纹的粗细、长短、曲直、横斜、隐显等形状，来判断所问战争的胜负、狩猎的得失、农业的丰歉、疾病的轻重、风雨的有无等。占卜完毕，把占卜的时间，占问的事项、占卜的结果、卜人的姓名及事后应验的情况，都镌刻在卜兆的附近。这种文字因为是镌刻在甲骨上，所以称为甲骨文。又因为是占卜的记录，所以也称为卜辞。这些卜辞虽然都是占卜的记录，不同于专门记事的甲骨，但从它们具有的占卜时间、占卜事项、占卜结果、应验情况、卜人姓名等看，也未尝不是史实的记载，颇有后世正规书籍的某些意味。且也中间钻孔，串连成册，有次序地保管收藏。所有这些，说明殷周时期的甲骨，有记事的内容、有装订的形式，所以我们把它们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2) 青铜器铭文

　　在甲骨文盛行的商周时代，还有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流行。虽然这些铭文也只是早期的文字记录，还算不上是正规的书籍，但铭文的记载从形式到内容，以及文字的长短，毕竟已和甲骨文不同，所起的书籍作用也更明显。因此，我们更应该把它们也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它的主要成分是铜，因为加进了一定比例的锡，铸造出来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用青铜制造的器皿，就叫青铜器。铸刻在青铜器上面的文字，就称为“铭文”，也称为“金文”。

　　青铜器在商周时期是极受珍重的器具。它的品类很多，大体上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以及其他日用器具。这些东西当时都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专用品。特别是其中的礼器，也称为“吉金”，更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传家宝，只有在举行大典或隆重祭祀时才能动用。尤其是礼器中的大鼎，是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被视为国家“重器”，必须极力保护，不能失掉。如果是易主失掉，就表明是国家政权被摧毁了。因此，后世朝代的更迭常被说成是“鼎革”，其出典便来源于此。春秋战国时期，交战双方凡一个国家被消灭，就一定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也是表示鼎革之义。所以在战争中将要失败的国家，就常常将这种重器埋藏地下，只要重器不失，就意味着他的国家尚未最后消亡。贵族死后，也常常将生前使用的青铜器殉葬，继续表示死者的地位和尊显。所以从西汉起，历代都有青铜器的出土和发现，迄今已得几万件，其中带有铭文的也有一万多件。

　　最初的青铜器上只铸刻所有者的名字。随着青铜器的被珍重，贵族及其统治者便把需要长期保存的重要文件、需要永久纪念的重大事件，铸刻在青铜器上。这样，铭文的字数也就不断增多加长。例如西周初年的宜侯矢簋〔gui鬼〕、周康王时的大盂鼎，郑国、晋国的刑鼎，以及传世或出土的毛公鼎、散氏盘、虢〔guo 国〕季子白盘、史啬盘等(图3)，就都是铭文较长的青铜器。最长的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其铭文已经长达四五百字了。这些铭文都很重要，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侧面。例如宜侯矢簋铭文，记载周成王把一个奴隶主贵族封到今江苏丹徒附近的宜地去，赏给他大量土地和两千个奴隶。周康王时大盂鼎的铭文，记载周康王一次就赏给大奴隶主盂659个奴隶，13个管家奴隶，另外还有1051个少数民族的奴隶。这说明当时的社会仍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至于郑国、晋国的刑鼎，则是直接把国家的法律铸刻在鼎上，目的是为了晓谕全国，一概周知，我们未尝不可以把它们视为最早的法律专著。所以过去有人将这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就称为青铜书，虽然未必十分确切，但把它们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形式之一，则是毫无问题的。
　

　　图3 史啬盘铭文

　　(3)早期石刻文字

　　在石头上写、刻文字，是上古人类许多民族都有的风气，我国也毫不例外。《墨子》书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的话，这当中的“镂之金石”，就说的是在金属器皿上和石头上刻字的事实。表明墨翟〔di笛〕生活的春秋战国之际以前，的确有不少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但直到今天为止，我国早期石刻文字发现得并不多。在现存石刻文字实物中，最早的要算是唐朝初年在陕西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zhi治〕原发现的10个形状似鼓的刻石。每个鼓身的周围都刻有文字，字体属于籀〔zhou昼〕文，人们称它为石鼓文。石鼓文的内容，是一首颂记秦襄公田猎活动的四言长诗，全文约有700个单字。唐代发现后陈列在凤翔县的孔庙内。到宋代又把它们迁到汴京(今开封)。金人攻破汴京，又将石鼓移往燕京。元代皇庆年间(公元1312—1313年)又移置大都(今北京)国子监内。到清朝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为保护石鼓不再遭受损坏，命人仿刻了一套，放在北京孔庙的大成门内。“九·一八”事变后，文物南迁，石鼓亦迁往南方，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北京。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由于长期遭受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剥蚀严重，字多漫漶〔huan 患〕，全文早已模糊不清，其中一石的文字已荡然无存。从诗的内容看，虽然是歌功颂德，但它却是有意创作的诗篇。从载体上看，虽然是取石为料，却是有意地经过加工，造型似鼓，大概是取其容字面积最大。尽管仍不能像后世书籍那样展卷阅读，但它所具备的书籍意味，较比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就更浓了。所以我们把这类早期石刻文字也视为初期书籍形式之一(图4)。

　　除了在石头上刻字，古人还有往石片、玉片上写字的习惯。古时候，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诸侯与士大夫之间，乃至于士大夫与奴隶之间，为了某种政治利益，常常需要协调一致，相互约束，向神盟誓。盟誓前要先写好载辞，而后歃〔sha 厦〕血定盟。立盟之后，盟辞要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另一份埋入地下。春秋后期，奴隶制动摇，不断发生战争，天子说话失灵，诸侯活动频繁，盟誓之风更盛。1942年，在河南曾发现几十片玉片和石片，上面有墨写的文字，内容就是古人盟誓的载书。1980年，河南再次发现大批古人盟书。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一大批春秋晚期的盟书。其中1/3是玉片，2/3是石片，一共有5000多件。它们的形状为上尖下方，长宽厚不尽相同。在它们的上面很多都写有毛笔字，有的呈墨色，有的呈朱红色。经过专家们考证，现在可以认读的约600件，内容多与赵鞅有关。赵鞅又称赵简子，是当时晋国的大官，是奴隶主贵族中的一员。但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开始转化的时代。受时代潮流的冲击，赵简子便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以奴隶主贵族阶级逆子贰臣的勇气，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向旧势力展开了斗争。当时一些守旧的奴隶主贵族，结成军事联盟，对赵简子发动大规模进攻。有些诸侯国家也支持守旧势力，反对赵鞅。为了在斗争中团结内部，争取胜利，赵鞅就和同宗的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盟誓，这是侯马盟书的一类内容。有一次，赵鞅要同帮助守旧势力的郑国作战，由于对方力量强大，使赵鞅处于劣势。于是他便采取措施，争取奴隶的支持。他在盟誓的载辞中宣布，只要在战争中打败敌人，立了军功，农业生产的奴隶，工商业方面的奴隶，以及家庭奴隶，都可以免除奴隶的身份而成为自由民。盟书中还有的内容是限制“纳室”的。“室”是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占有财产的单位，其中也包括奴隶和土地等。“纳室”就是夺取其他奴隶主的奴隶和土地。赵鞅在盟誓中限制纳室，就说明他是反对用夺取奴隶和土地的办法，来扩大奴隶制的剥削和统治的。这在当时来讲，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图4 刻有文字的石鼓

　　所有这些书写在玉、石片上的内容，虽然都是古人盟誓的载辞，还远不是经过创作或编辑的正规著作，但它们却反映着彼时社会变革的信息，确也起着书籍的某些作用。所以我们把这些早期刻、写在石质上的文字，也视为中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当然，以石头为材料来制作书籍，不仅早期如此，后世正规书籍也常采用石头为制作材料。如把儒家经典刻在石头上，有汉代的《熹平石经》、三国时魏的《正始石经》、唐的《开成石经》、五代的《蜀石经》、北宋的《嘉祐石经》、南宋的《御书石经》、清代的《乾隆石经》。把释家经典刻在石头上，有摩崖，有经幢，有石经。以北京房山云居寺所藏《房山石经》规模最大，共7000多块石头，420多万字。唐代中叶以后，有人把道家经典也刻在石头上了。这些，与早期的石刻文字性质不同，已是地地道道的石头载体的书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