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籍史话 作者:李致忠


第一节 正规书籍的产生



  前边说过了,所谓正规书籍,是指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等为目的,经过编制或创作,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我国正规书籍的产生,就有如下的说法了。《尚书》伪孔《序》,自然不是真的出自西汉初年孔安国之手,但也不会晚于东晋的梅赜〔ze 则〕。这篇序文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好像中国典籍早在伏羲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这很不可信。这篇序文还具体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zhuanxu 专需〕、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照这个说法,则早在三皇五帝的原始社会中国就产生了正规书籍。而这在实际上则是不可能的。 伪孔《序》继续补充说:“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传世立教。”这又说明经过孔子的研究整理,三皇五帝时的书已失去原貌,而流传下来的则都是经过孔子润色加工的。所以我们可以认定,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中国的确是已经产生了正规的书籍。《尚书·多士篇》中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段话讲的意思是,当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成功之后,要把殷代部分遗民朝西部迁移。遗民不解其义,牢骚满腹,议论纷纷。于是周公出来训话,说是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先人是有册书典籍的,那里边阐述了殷革夏命的道理。现在殷朝已被推翻,也是天命革殷,同殷革夏命时的道理一样。希望你们不要违抗天命,服从迁移。这段话如果作这种解释是对的,则亦证明殷朝前期已经产生了正规书籍。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今山东曲阜)人。他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整个生活的时代恰是春秋末年。孔子一生除了行教之外,就是整理古籍。所谓删订《六经》,就是他整理古籍的重要内容。

  《六经》之名在孔子删订时并没有,孔子删定之后也只叫“六艺”,直到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确立《六经》的名称。《六经》指的是《易》、《书》、《诗》、《仪礼》、《乐》、《春秋》。《乐经》后来失传,故又有《五经》之称。既然是说孔子删订《六经》,顾名思义,那就不是创作,而是编次订定。既然是编次订定,那就说明在孔子之前这些书早就有了基础,并久已流行了。否则孔子依什么为底本进行删汰订定呢!事实也正是如此,传说孔子晚年喜欢研读《周易》,由于经常展阅,竟使编连《周易》竹简的编绳都磨断了多次。“韦编三绝”的典故便来源于此。这说明《周易》在孔子之前早已成书传世,否则孔子也就无《易》可读了。《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专著,在该书中孔子多次引证《尚书》和《诗经》上的话作为论据,阐述某种思想,说明某种道理。表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尚书》也早已成书行世,否则孔子也就无从征引了。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曾经到鲁国观乐。鲁国为吴季札所歌的《诗》,据《左传》记载,其分类名目、先后次第等,已和今本《诗经》差不多。而吴季札赴鲁观乐的那一年,孔子才只有八岁,表明远在孔子之前,《诗经》也早已成书流行了。至于《春秋》,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孔子曾向许多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国主张,都遭到拒绝,不被采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次就是编次,既是编次,就说明在孔子之前《春秋》也早已成书,否则孔子也就无所谓编次了。事实上鲁国早有国史,名字就叫《春秋》,孔子不过据此加以增删编次罢了。所有这些实例,都能雄辩地说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以前,正规书籍的确是早已产生了。

  至于产生在孔子之前的这些正规书籍,究竟出自什么人之手,虽然无法确定具体的编纂者,但我们也可以大体上推知。殷商和周王朝的前期,还是“学在官府”的时代,中央天子和王国诸侯的周围都有史官,他们负责记言记行,保管文献档案等。因此,当时藏书、读书乃至于编书、著书的权利,都只能属于这些史官及其所服务的少数统治阶级贵族。这些人以外的一般人是无权问津的。所以,史官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既有知识,又生活在贵族统治者周围,同时掌握着丰富的文献档案材料,这就给他们创造了极好的编书、著书的条件。孔子所删订的《六经》原著,有的大概就出自这些史官之手。

  正规书籍的产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意味着知识更加广泛更加普遍的传播。所以到春秋后期便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过去少数人那种垄断知识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一种新的思想在社会内部孕育着,萌生着。待到孔子以教育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更进一步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表明知识已突破少数上层人物的桎梏,向更广泛的士阶层飞去。士阶层就是知识阶层,知识阶层的出现,意味着书籍创作要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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