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佛教 作者:潘桂明


第一节 宋明文人的禅悦风尚



  随着禅宗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早在唐代就已出现官僚文人的参禅之风。据记载,王维、李翱、张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裴休等著名人物都曾受禅学的熏陶,加入参禅者的行列。

  大诗人王维曾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为友,“十年座下,俯从受教”;又受慧能弟子神会之请,作《六祖能禅师碑铭》。张说长于文辞,他与禅僧频繁交往,撰写过许多有关佛教的像赞、经赞和碑铭。白居易既信道教,又对佛教颇感兴趣,与禅僧也有交往。柳宗元在柳州期间,常与禅僧往来,南方诸大德的碑铭多出自其手。刘禹锡与衡山、牛头山、杨岐山等处禅僧有广泛的交往。裴休曾官至宰相,他既是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又是虔诚的禅宗信徒;他不仅是希运最得意的在家弟子,而且与宗密有着深厚的友谊。李翱为朗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刺史时,曾谒见禅僧惟俨,并由此得悟。后来又遇到紫玉禅翁,从他那儿“增明道趣”(指对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曾作偈颂云:“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景德传灯录》卷一四)云在青天飘浮,水在瓶中静止,一动一静,天真自然,不用着心,这就是他所领悟的禅。

  唐代文人参禅之风很大程度上受安史之乱的刺激而起。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处于鼎盛时期,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恢宏自豪、开朗奔放的气氛,官僚文人大都充满事业上的信心,怀抱建功立业的热情。对于他们来说,佛教主要是点缀风雅的玩物,炫耀财富的形式。然而,安史之乱使他们受到极大震动,促使他们带着无限的失望和苦恼转向禅宗,“禅悦”风尚由此而起。“禅悦”,原意指在禅定中获得心神愉悦。怡乐于山水之间,耳听潺潺流水,目送悠悠白云,吟风颂月,无拘无束,本是封建文人梦寐以求的境界,而寺院的自然环境和宗教气氛又提供了与此相应的禅悦条件。现实生活中失去的,有可能从禅悦的虚幻中取得补偿。在封建文人眼里,上层禅僧的恬淡宗教生活与老庄自然无为、退隐适意的高雅世俗生活没有矛盾。所以,史载天宝(公元742—756年)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而禅僧也往往“以诗礼接儒俗”,这就不足为奇了。

  当禅宗勃兴之时,佛教其他各宗却相继走向衰落。宋以后,由于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加强以及理学思想的出现,禅宗转而热衷于儒、释、道“三教”的调和,也开始失去原先的特色。尽管如此,禅宗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并为众多官僚士大夫所向往。

  据记载,宋代上层官僚如富弼、杨亿、李遵勖〔xu序〕、杨杰、张商英、张九成、李邴〔bing饼〕、吕本中等人都曾热衷于参禅学佛。他们与禅僧相互激扬酬唱,书信、偈颂频频往返,成为“方外道友”。如,富弼曾问道于云门宗禅僧投子义青,往来书信偈颂甚多;杨亿、李遵勖两人与临济宗禅僧广慧元琏、谷隐蕴聪关系颇为密切,又与石霜楚圆激扬酬唱;杨杰与杨岐派禅僧白云守端交往频繁,获得证悟;张商英参学于黄龙派禅僧兜率从悦门下,扣关击节,彻证源底;张九成、李邴、吕本中三人均在大慧宗杲[gao 槁]处“登堂入室”。此外,黄庭坚住于江西黄龙山时,与禅僧晦堂祖心等交往极为密切;欧阳修曾力主排佛,但在见到禅僧契嵩所著《辅教编》(内容以提倡忠孝为主)后,改变立场,转而对禅学发生兴趣,并与禅僧多人交谊甚笃。苏轼更是热衷于参禅生活,经常出入禅院,深得禅悦之趣。

  在这一历史潮流冲击下,即使主张排佛的理学家也无不受禅宗影响,染禅悦之风尚。程颐与禅僧灵源惟清长期友好相处,至今还保存着两人往来的书信多封,而他的坐禅入定功夫更为世人所共知。朱熹自述年十五六时,对禅学已有相当了解,他在18岁应举考试前,木箱内只有大慧宗杲的《语录》一部。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禅学功夫深了,就会自然地投入它的怀抱。

  宋代禅悦风尚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官僚士大夫政治上的失意。宋王朝300年间内忧外患不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这种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佛教所说“四大皆空”、“诸行无常”,感受到人生变幻莫测,世事难以逆料。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名人大都有过政治上失意的经历,他们面对大千世界的沧桑之变,内心充满人生如梦、朝夕异世的伤感。王安石罢相后,写下《读〈维摩经〉有感》一诗,云:“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王文公文集》卷七四)这里不仅大有看破红尘之感,而且把维摩诘居士视为理想的人物。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忠规谠〔dang党〕论,挺挺大节,但为小人挤排,不得安于朝廷,郁憏〔chi翅〕无聊之甚,转而逃入于禅。”(《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黄庭坚谪居黔南时,戒酒绝欲,读《大藏经》三年,后来昼卧道中时豁然开悟。

  宋代部分禅僧受时代思潮影响,注意对儒家思想的吸收,文化素养较高。既通禅理又具文采的禅僧脱颖而出,成为与文人士大夫直接交往的代表。如禅僧佛印了元很有文才,缙绅之辈都乐意与之交往,他与苏轼两人常“酬酢妙句,与烟云争丽。”(《禅林僧宝传》卷二十九)觉范慧洪更是才气横溢,据说他“落笔万言,了无停思”(《僧宝正续传》卷二)。琴棋诗画,自是文人士大夫的爱物,以此显示风雅脱俗。但当他们失意之时,风雅已不足弥补心灵的空虚,便要借禅悦衬托高洁,在幻觉中获得精神慰藉。

  禅宗在明代万历(公元1573—1620年)以前,可以说是处境维艰,前景暗淡。明代禅宗的转机,应以万历为标志。明人王元翰记述当时佛教界的状况说:“其时京师学道人如林。善知识则有达观、朗目、憨山、月川、雪浪、隐庵、清虚、虞庵诸公;宰官则有黄慎轩、李卓吾、袁中郎、袁小修、王性海、段幻然、陶石篑、蔡五岳、陶不退、蔡承植诸君。声气相求,函盖相合。”(《凝翠集·与野愚和尚书》)所谓“声气相求,函盖相合”,如实地反映了僧侣与士大夫之间的密切关系。高僧袾[zhu 朱]宏的弟子不下数千人,其中居士多于僧侣,士大夫如宋应昌、陆光祖、张元、冯梦祯、陶望龄、赵贞吉、唐宜之、王性海等都曾受他影响。禅僧真可走南闯北,广交社会人士,与汤显祖、焦竑[hong 洪]、袁宏道、董其昌、陶望龄等都友好相处,陆光祖、冯梦祯、瞿如稷、王肯堂等也都向他问道。禅僧德清门下士大夫则有汪德玉、吴应宾、钱谦益、董其昌、屠赤水等人。智旭门下有程季清、严敏卿、陶望龄等人。此外,禅僧法藏、元来、元贤门下也分别有一批士大夫学佛者。

  晚明士大夫参禅的典型是袁宏道(字中郎)。袁宏道生活的时代,是明末“四大高僧”试图中兴佛教的时代,也是泰州学派传人李贽、管志道、潘士藻、陶望龄、焦竑诸学者活跃的时代。李贽与佛教关系甚深,曾住寺院20年,专心参禅学佛,袁宏道一生以弟子之礼事他,受他影响最深。

  袁宏道曾科举及第,做过县令,因见人世污浊,官场黑暗,不屑与一般俗吏为伍,乃舍去官位,在禅学上狠下功夫。此举受到李贽的高度赞许,称他为“真英灵男子”。袁宏道于城中置地300亩,中间筑长堤数条,四周植垂柳万株,取名“柳浪”。从此潜心禅悦,不问世事。

  据袁宏道自己宣称:“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劲敌,唯李宏甫(李贽)先生一人。其他精炼衲子、久参禅伯,败于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与张幼于书》)其自负得意之情跃然纸上。但是究极说来,他的禅也并不纯粹,且处处透露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感情。其兄袁宗道对此看得十分真切,说:“石头居士(中郎)少志参禅,根性猛烈;十年之内,洞有所入;机锋迅利,语言圆转;自谓了悟,无所事事。虽世情减少,不入尘劳,然嘲风弄月,登山玩水,流连文酒之场,沉酣骚雅之业,懒慢疏狂,未免纵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脱。”(序《西方合论》)可见在中郎内心深处,充满着深刻矛盾。对于时事的日非,虽深怀忧愤,却也无可奈何;虽一意参禅学佛,却又不愿放弃世俗的生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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