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佛教 作者:潘桂明


第二节 佛教文学



  在印度佛教的发展过程中,佛陀不断被神化,各种“本生谭”或“本生故事”纷纷出现。在北传佛教的经典如《六度集经》、《佛本行经》中,也收集有大量佛本生故事;而投身饲虎、尸毗王救鸽、长寿王、九色鹿等故事,则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佛教文学题材。大乘佛教经典如《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等,往往通过大量譬喻、寓言、佛菩萨求道说法故事的生动描述,吸引了广大知识人士和社会民众,有着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

  随着译经事业的推进,汉魏以后,融华梵为一体的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而诞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许多汉译佛典经高手润色,不仅内容奇异,而且文词优美、清新,为文学界展示了特殊的意境;而大量的佛教术语和词汇,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语言文字宝库。

  魏晋时期,在玄学流行的背景下,玄言诗颇受社会的青睐。与此同时,大乘空宗般若思想借助于玄学而获得发展,一些佛教学者将般若空观融入诗歌,使原来的玄言诗增添了一层恬静闲适的优美境界。如谢灵运的诗,善于将山水自然之美与般若性空思想结合,表现别有一种幽远深邃的意境,对后人的诗歌创作极有影响。

  由于禅宗崛起,禅与诗在唐以后过从甚密,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两者都需要内在的感受和体验,都注重启示和象喻,追求言外之意,强调幽远的境界。元好问《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骚人墨客通过参禅体验,在他们的诗文中表达禅理和禅趣;禅僧通过与文人酬唱,述说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诗禅来往,相得益彰。王维与禅僧交谊很深,他的诗作往往通过对田园山水的描绘,宣传禅学趣旨,美化隐逸生活。如《鹿柴》诗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诗中融自然与人生理想为一,既表现了空寂宁静的山水,又抒发了恬淡空灵的心绪,把禅学的深远意境化入清雅素朴的诗句。

  后期禅宗从直观体验角度推进神秘主义,强调从意境上领悟所谓“成佛作祖”。这种禅学为两宋士大夫的精神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领域,在熟习琴棋诗画的同时,他们热衷于参禅悟道,从禅学中获得精神慰藉。通过参禅,宋代士大夫丰富了自己的诗歌题材和意境,为后人留下许多不朽之作。苏轼《书李端叔诗后》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则参禅。”意思是说,好的诗句应该与禅学修养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题西林壁》诗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内中把宇宙人生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禅的深刻感受,达到“彻悟言外”之旨。他的《赤壁赋》由于引入了禅的意境,显得自然、质朴、幽远。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不用陈词滥调,却喜欢从佛经和禅僧语录中寻找典故,显得不落俗套,别具一格,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

  从南北朝起,佛教为了扩大影响,增强对民众的宣传效果,出现“转读”、“梵呗〔bai败〕”、“唱导”等多种文学艺术形式。转读即唱经,以抑扬顿挫声调咏诵经典;梵呗即歌赞,以诗偈赞唱佛、菩萨;唱导指以多种形式讲说佛法,宣唱化导他人。通过这些形式,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向民间的发展。

  唐代佛教达于鼎盛,梵宇林立,信徒激增,每逢佛教节日,各地大型寺院成为民众举行庆祝活动的聚会中心。在聚会上,僧侣们以通俗的语言宣讲佛经内容,增编故事情节,伴以音乐,说唱兼施,便于一般民众接受。这就是所谓“俗讲”。如9世纪初长安兴福寺僧侣文溆擅长俗讲:“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赵璘《因话录》)俗讲所据的话本,是被称做“变文”的一种文学形式。敦煌遗书中发现的《维摩诘经变文》、《目连救母变文》、《降魔变文》等,属于和佛教有关的变文;而《王昭君变文》、《董永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则是取材于史书传说的变文。这些俗讲和变文,对宋以后兴起的说唱文学影响很大。

  直接继承变文而形成的是宝卷,间接受变文影响而形成的有弹词、鼓词以及话本。宝卷形成于宋代,它以韵文为主,间以散文,题材多为佛经故事。明清时期,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宝卷已广泛流行。弹词和鼓词均盛行于明清;前者主要流行于南方,而后者则主要流行于北方。自宋真宗明令禁止变文流行后,变文开始在民间以话本形式出现。话本是文字记录的说唱故事,它的进一步发展即章回小说,《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作品是明清时期章回小说的代表,其中因受佛教影响,不乏佛教有关人生如梦、因果相循等思想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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