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9 《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吴子》

　　吴起对军事问题的论述，是围绕着治国的恨本目的展开的。他在《图国》篇中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就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他所说的“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即政治所涵盖的基本内容；“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即：使国家安定强盛的军事。如果国家的文德好，用仁、义教育百姓，用仁、德熏陶民众，用贤、能的人治国，那么百姓就能安居乐业，民众就会敬重官吏和拥护国君，就能战胜强敌。所谓武备好，就是要选募有才能的人，建设强大的军队，以防突然事变。吴起认为，文德和武备不可偏废，诸如承桑氏部落的首领，只讲文德而废弛武备，结果遭致灭亡；有扈氏部落的首领，光凭兵众而失德好战，终于丧失社稷。可见文德失而战乱起，武备废而社稷亡。吴起把政治和军事视为巩固国家、安定民心的两大根本条件，这是《吴子》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战略思想的立足点。

　　吴起在《图国》篇中分析了战争的五种起因：一是为了争名位，二是为了争利益，三是互相间冤仇的长期积累，四是内部发生变乱，五是灾荒、饥饿的逼迫。它们的性质各有不同：禁暴除虐、挽救危亡的称“义兵”；恃强凌弱、侵犯别人利益的称“强兵”；因激忿泄怨而动用干戈的称“刚兵”；背礼忘义、贪图私利的称“暴兵”；因受灾荒而饥寒交加起事的称“逆兵”。对不同起因和性质的战乱，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和不同的方法对待，切不可穷兵黩武。吴起对战争不同起因的分析，是古代兵学的一大进步，而他对国君不要穷兵黩武的告诫，则是他洞察战争之弊端的精辟见解。

　　吴起“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反映在他的军事思想上主要有三：其一是严明治军，其二是料敌用兵，其三是因敌而战。

　　《吴子》中关于严明治军的论述，集中在《论将》和《治兵》篇中。吴起认为，治军的关键在治将。所以他在《论将》篇中指出，要选拔文武相济、刚柔兼备的人担任统兵的将领，才能受命不辞，率领大军，统一号令，严明军纪，恩结士卒，分明赏罚，料敌如神，谋划全面，部署周密，决策果断，战法多变，出奇制胜。有了良将，还必须要有一支治理良好、训练有素(即《吴子》所说的“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精兵。这支精兵，驻营时遵守纪律，行军时威武雄壮，进攻时敌不能挡，退却时敌不能追，可以无敌于天下。《吴子》还特别注重加强士兵对兵器使用的训练。这是因为吴起的军事生涯主要是战国前期。其时，由于铁兵器的使用和强弩威力的增大，机动不便的战车往往成为强弩之的，车战的作用逐渐下降，步骑战的作用日益上升，水战亦已兴起。种类不断增加的兵器，战马的装具，战船的桨橹，也都需要根据士兵的特长，进行分门别类的专业训练。为此，《吴子》提出辗转教学训练法，使“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由良将统领训练有素的精兵，便可无往而不胜，这就是吴起治军思想要达到的目的。

　　《吴子》关于料敌用兵的论述，并不停留在一般的理论上，而是在《料敌》篇中，针对齐、秦、楚、燕、韩、赵等六国的不同国情，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对刚愎而富饶，君臣骄奢，政令松弛，军心不一的齐国，可分兵三路，“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国势强盛、地据险要、政令严厉、赏罚有信、人皆好斗的秦国，要先以利引诱，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乘机袭击之；对于国势衰弱、国土广阔、政令紊乱、人民疲困的楚国，可以采取先袭扰其驻地，挫伤其士气，再以轻骑突击，速进速退，不断消耗和疲劳它，便可以取胜。此外，还分别针对燕、韩、赵国的国情，提出了取胜之法。

　　吴起还提出了因敌而战的多种战法，其要旨是“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他在《料敌》篇中指出，当敌人处于严寒酷暑行军而极度困难、粮食告罄、物资耗尽、兵力不足、救兵不至等八种危境时，可无需卜问吉凶而立即进击；当敌人处于远来新至、行列未定、既食未备、来往奔走、未得地利、旌旗乱动等13种情况时，可乘隙蹈瑕，不失战机，“急击勿疑”；对于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上爱其下、惠施流布、能任贤使能等六种情况的国家，决不可与之交战。此外，吴起还在《应变》篇中，提出了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各种具体战法。

　　《吴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总结了战国前期的战争经验和特点，受到后世兵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