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兵书论述的问题，不仅包容了军事领域内的各个方面，而且还旁及其他诸多学科，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指导战争实践
每一种兵书，既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又指导其后的战争。孙武得益于《军志》、《军政》而成功。韩信(见图18)因活用《孙子》“形人而我无形的”原则，在临晋渡口调集战船，佯示必渡的假象，而隐蔽其在临晋上游百余里的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以简易渡河器材木罂偷渡的企图，结果取得大破魏军，俘虏魏王豹，尽得魏地的胜利。纵观历代功成名就的军事家，他们除在战争实践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外，绝大多数都是熟读兵书，钻研兵法，得益于兵法理论的提高。孙武钻研兵法，成就13篇巨著，终成“兵圣”。吴起弃儒习兵而与孙武齐名。孙膑膑足而修兵法，创造了围魏救赵的著名战例而名垂史册。诸葛亮(见图19)自幼熟读兵书，辅佐刘备，用兵如神，成为后世最崇敬的大军事家之一。所以明代的唐万龄在其所著的《闲暇清论》中说：“读书而不能成为名将者有矣，未有名将而不读书者也。”此说是符合历史事实而颠扑不破的。
图18 汉初军事家韩信
图19 三国时期军事家诸葛亮
(2)哺育将帅成长
中国历代凡是有所作为的贤明君主和政治家，都教育其臣、子攻读兵书，钻研兵法。三国时吴主孙权，见吕蒙不读兵书，便命其挤出时间攻读《孙子兵法》、《六韬》；吕蒙受教不违，刻苦攻读，遂成为智勇双全的名将。宋朝政治家范仲淹，以“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劝导只凭血气之勇而缺少智谋的狄青攻读兵书。狄青遵从其教诲，通读历代兵书，成为宋代通晓兵阵战法的名将。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贫寒中苦读《孙子兵法》和《吴子》，为将后，长于谋略，善于治军，用兵虚虚实实、奇奇正正，不拘一法，临机制胜，一生经过120多次战役，未尝一败。他的“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之名言，则是其熟读兵书与活用兵法理论的总结。三国蜀主刘备，在临终前曾遗诏其子刘禅，要研读《六韬》、《商君书》。可叹扶不起的阿斗，既置父训于不顾，又违孔明之师教，整日嬉戏游浪，导致国亡地失，丢掉了乃父艰难创立的基业，为后人所耻笑。宋仁宗恐将帅“鲜古今之学”，故特组织曾公亮等人编纂《武经总要》，让将帅钻研，使他们能“识为将之体”。
(3)规范官兵训练
自宋朝始，兵书已成为规范官兵训练和进行武学教育的教材。宋仁宗时期，朝廷先后设立武举和武学，并下诏校定《武经七书》，作为武学教学和举士的教材，直到明清时期仍相沿不变。明朝后期，戚继光为规范“戚家军”的训练，除继续沿用行之有效的兵书外，还亲自编写了《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使“戚家军”的战斗力远在其他部队之上。清朝后期的曾国藩，在基本沿用这两部教材的基础上，编练湘军。中日甲午战争后，聂士成、张之洞、袁世凯等统兵大员，都纷纷编写新型兵书，作为清军进行军事教育和训练的教材。徐建寅编著的《兵学新书》，就是适应当时教育训练需要的教材。清代后期创立的各类陆军和海军学堂，也相应编写了新的军事教材。这些教材实际上就是学习西方军事学的兵书，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军事技术内容，成为中国传统兵学向新型兵学过渡的重要标志。
(4)记载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
图20 三飞箭
图21 火龙出水
中国历代兵书因记载了丰富、罕见的史料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如《六韬》中军队指挥机构的组成人员及其分工和职责、作战使用的战车和其他各种武器装备、阴符和阴书。唐朝李淳风在《乙巳占》中记载的测定风向和风力的“相风铜鸟”、用鸡毛编制的风向器。《武经总要》中的指南鱼和最早的三个火药配方。《守城录》中的喷射式长竹杆火枪。《练兵实纪》中的飞枪箭、飞刀箭、飞剑箭等“三飞箭”(见图20)。《武编》中的水底雷。《神器谱》中的火绳枪。《兵录》中的钉篷火箭与各种火药配方。《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火龙出水与神火飞鸦(见图21、图22)等各种火箭。这些创造性的成果，其他典籍都没有记载。
图22 神火飞鸦
(5)对其他领域的影响
中国历代兵书所论述的决策、谋略、任将、治军等思想和指挥艺术，常被其他领域所借用，这种做法近年来日益增多。 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写了一本《用兵法经营》的书，倡导人们用《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去进行商贸竞争。古都美在《怎样当企业领导》中，把《孙子兵法》中的“道”视为企业的基本方针，“天”是经济气候，“地”是企业的位置、市场、资源、劳动力等因素，“将”是管理人才，“法”是企业的规章制度等，以此管理企业，必然成功。在体育界，已经有人把用兵之道变为切实可行的训练之法。在医学等其他领域，也有借用兵法原则而获得成效的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