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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很早就有重视师友的说法，认为师友的熏陶对一个人能否成才有很大关系。关于老师的作用，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所说的“道”，本意是指道统，但也可以解释为道德，即老师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业”是指学业，授业也就是传授知识。“惑”是疑惑，解惑是帮助学生解答疑难问题。韩愈的话，用现代语言说就是：老师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教给学生知识，帮助学生解答疑难问题的人。由此看来，老师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一个人的成才实在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古人也认为学生对于老师不应当亦步亦趋地单纯仿效，被动地接受教育或盲从，而是教育学生要在老师的引导下独立思考，要跳出老师的窠臼。“举一反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都是强调学生要在老师的教导下独立思考，并且下决心将来定要超过老师。《礼记·学记》中说：“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意思是说，善于学习的人，老师很省力，而他得到的收获却很大，并且还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不善于学习的人，老师虽然很卖力气地教，他的收获却很小，并且还常常埋怨老师没有讲清楚。由此可见，得到一位良师，并善于向良师学习，对于一个人的成才是很重要的。
关于朋友的作用，《礼记·学记》中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说，在学习上如果没有朋友互相帮助，切磋琢磨，取长补短，则会使人孤陋寡闻，知道得很少。至于如何结交朋友，朋友之间的关系应当怎样，在《礼记 ·曲礼》和《礼记 ·儒行》中也都有论述，大意是朋友之间要讲仁义，要讲信用，相互间是志同道合的关系，在一起很快乐而不会互相讨厌。分别后久不相见，听到挑拨离间的流言决不会相信。因为交友的出发点是志同道合，所以意见一致的时候能共同进步，万一有了分歧，也应客客气气地分手。根据古人这样的原则交朋友，结交的当然是益友，这对于一个人的成才自然也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古代的青少年，受良师教导而成才者，有许多实例。如孔子的弟子三千，其中有72贤人。这些贤人当然是出类拔萃的人才。72贤之中，有的与孔子年龄相差无几，当然不能算青少年成才，但是青少年成才的也不乏其人。以德行著称的颜回，死时才30岁左右。以政事著称的子贡，比颜回还小一岁。以文学著称的子游，比子贡小14岁。孔子死时他才27岁。子夏比子游大一岁。子张比子游小三岁。曾参比子游小一岁。子鲁、子循、子析，都比子游小五岁。子石，即后来以“坚白之谈”著名于世的公孙龙子，比老师孔子小53岁，孔子死时他还只有19岁。他们的成才，与孔子这位良师的教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三国时期曹魏的著名书法家钟繇〔you由〕，用正楷写的《贺捷表》，被人称誉为“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意思是写得规规矩矩，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成功的楷书，是后代临摹学习的典范。钟繇的成就，实得力于他从师东汉的书法家曹喜、蔡邕、刘德升。特别是刘德升，写的字被人称赞为“丰赡妍美，风流婉约”。他悉心指导钟繇学习书法，把自己多年学习书法的体会全都手把手地传授给了钟繇，这才使得钟繇在青年时代就已成为一位著名的书法家。钟繇后来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说，他自己精思学书30年，一是得力于勤学苦练，连在临睡时还要不断地在被子上比划，把被子都划穿了；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的基本功是由老师刘德升传授的，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老师的指点。
晋朝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成就大大超过钟繇，被人尊称为“书圣”。他七岁就喜欢写字，而在书法上真正有所长进，那是在得到老师卫夫人的精心指点以后。据说，卫夫人曾详细地向王羲之讲解了她自己著作的《笔阵图》。从此，王羲之在运笔上才有了很大的长进，使他在青年时代就已成长为一位著名的书法家。
作为为人师表的优秀教师，南宋的吕祖谦是当之无愧的。吕祖谦自己出身于书香门第，具有家学渊源，继承了中原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且由于他虚心好学，师从过林之奇、汪应辰、胡宪等著名学者，又结交了当时青年中之佼佼者朱熹、张栻〔shi试〕等人，互相切磋琢磨，终于形成了他自己博大精深的学问，人们称之为“吕学”。吕祖谦晚年与弟弟祖俭、从弟祖泰等在金华创办了一所丽泽书院，聚徒讲学，培养人才。吕祖谦把丽泽书院办成一所开放式的书院，不以门户相标榜。学生来去自由，愿意在这里学习的固然欢迎；学了一阵子想走的也不勉强挽留，更不会革出教门，师徒反目为仇。如果到别处学了一阵子又想回来学习的，照旧欢迎，不加歧视。当然也欢迎别处的学生来丽泽书院游学。吕祖谦给学生讲课时，经常提醒学生不要盲从老师的说教，应当自己独立思考，跳出老师的窠臼。他说：“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窠臼。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意思是：学生跳不出老师的窠臼，成就不了自己的学问，只有跳出老师的窠臼，才能成就自己的学问。正是因为吕祖谦公开鼓励学生要跳出老师的窠臼，所以丽泽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善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中有不少在青年时代就已成才，也有不少后来成长为跟吕祖谦一样有名的学者。
学生尊敬老师，老师爱护学生，这是正常的师生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教学相长，使文化学术得到继续发展。南宋教育家朱熹和他的学生黄榦〔gan干〕的关系，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黄榦是听刘清之的介绍去找朱熹问学的。其时朱熹正在武夷山讲学。黄榦冒着严冬的风雪赶到武夷山，正巧朱熹有事出门了，他就在朱熹的寓所附近找家客店住下，每天和衣而卧，等着朱熹。过了两个月，朱熹从外面回来了。黄榦赶快前去行拜师礼，从此就在朱熹门下求教。朱熹对黄榦很器重，认为这个学生不但能很好地体会老师的教导，并且还善于独立思考，对书本知识作进一步的发挥。为了开阔黄榦的眼界，朱熹还叫他到吕祖谦那里请教，又叫他读张栻写的书，对当时鼎足而立的朱、吕、张三家的学术观点进行比较。张栻去世时，朱熹语重心长地对黄榦说：“我们这一辈人越来越少了，发展文化学术的责任已落到你们这一辈人的肩上了。”他为了让黄榦能全部继承自己的学术，还把自己的爱女嫁给这个诚实可靠的学生为妻。朱熹修建的竹林精舍完成后，每逢他自己因事外出时，就请黄榦到精舍帮他代课。他编撰《礼书》的时候，把《丧礼》和《祭礼》二编交给黄榦编写。黄榦写出初稿后，朱熹看了很满意，认为跟自己当初拟订的编写提纲和体例完全一致。朱熹晚年病重的时候，黄榦不在身边。他写信给黄榦说：“我已不久于人世，我相信你能继承我的学业，我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朱熹死后，黄榦为自己敬爱的老师兼岳父守孝三年，并且终生为了发扬老师的学术从事教学和著述。
老师对于一个人成才的重要性，有时还超过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范围，有些老师还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无私地帮助学生，如不收学生的学费，完全为学生尽义务，使本来没法上学的孩子也能得到学习的机会而后来终于成才。三国时期的邴〔bing丙〕原，11岁丧父，家里十分贫穷，无法上学。他家隔壁就是一所书塾，邴原看到与自己年龄相仿佛的孩子每天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不禁悲从中来，站在书塾门口放声大哭。书塾中的老师出来问他为什么哭，邴原回答说，我羡慕那些能到书塾中读书的学生，所以不由得伤心地哭了。老师说，你想读书也可以来呀。邴原说，我没有钱交学费。老师说，只要你有志气，好好学习，我可以不收你的学费，还送书籍和纸墨笔砚给你。邴原听了十分高兴，赶快跪下给老师磕头拜师谢恩，从此就进书塾读书。他一个冬天就读完了《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童年时代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好学生，后来终于成长为一个有名的人才。
老师对于一个人成才与否关系重大，无怪乎中国古代学生尊敬老师蔚然成风。古时候，有些人对待老师比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还亲。老师生病的时候，学生衣不解带地昼夜服侍。老师去世时，学生自动为之守孝三年，远道的学生还跋涉千里来为老师送葬，或把寓居外地的老师的灵柩护送回家安葬。古代的这种师生关系，今天虽然不一定完全照搬，但也是很值得参考的。
邴原拜谢老师的帮助
中国古代的青少年，由于朋友间的互相切磋互相鼓励而成才的实例，也可以举出许多来。东汉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一带)的陈重和雷义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从小在一起学习，互相切磋砥砺，学业日有长进。豫章太守张云听说陈重的学问和人品都很好，就想举他为孝廉(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科目，凡被举孝廉者，多数能被任为“郎”这种官职)。陈重知道后，说雷义的学问和人品都比自己强，坚决要求把这个做官的机会让给雷义。为此，他和太守互通书信达10余封之多。太守张云不同意陈重的推让，但答应于第二年也举雷义为孝廉。这样，陈重才答应接受推举。后来，陈重和雷义二人都做了尚书郎的官，成为当时著名的一对人才。这个朋友之间互相切磋、互相推让而共同成才的故事，十分感人，人们编了两句歌谣称赞他们说：“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意思是说，胶和漆的结合是十分坚固的，但是还不如雷义与陈重的友谊更为坚固。
东晋的祖逖和刘琨互相勉励共同成才的故事，在历史上也一直被引为佳话，千古流传。他们俩年轻的时候，中国北方的大片土地已被匈奴等少数民族所占领。他们俩跟着司马氏皇族迁徙到了江南，同在一处做小官。他们胸怀大志，不甘心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白天，他们俩经常在一起共同研究学问。夜晚，在一起共同谈论国家大事，抒发个人的爱国胸怀。谈累了，两人就共盖一条被子同床而睡。睡到半夜鸡叫头遍的时候，祖逖就把刘琨叫醒，两个人一起到庭院中拔剑起舞，锻炼身体，准备将来好为国出力。后来祖逖被起用，带兵北伐。他中流击楫，发誓定要收复中原。刘琨听到祖逖被起用的消息后，给亲友们写信说：“我枕戈待旦，立志杀敌，常恐祖逖先我一步。”祖逖和刘琨最后虽然都没有能收复中原，祖逖因北伐受人牵制而忧愤死去，刘琨在北伐中为国牺牲，但是他们的友谊促进他们共同成才的故事，对于后人是颇有教育意义的。
唐朝的萧颖士，四岁能写文章，10岁补太学生，读书过目不忘。他早年与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李华、邵轸、赵骅七人结为好友，互相勉励，共同研究学问，时人称他们为“殷颜柳陆，李萧邵赵”。有一次，萧颖士和李华、陆据同游洛阳龙门，一起读路旁的碑文。萧颖士读一遍就能背诵，李华读了两遍也能背了，陆据读了三遍才能背下来。但是萧颖士并没有因为自己比朋友聪明而骄傲，而是尽自己的能力，与朋友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后来，他们八个人都成长为唐朝著名的文人学士，多数有著作传世，其中颜真卿还精于书法，是“颜体字”的创始者。李华是著名的散文作家，以《吊古战场文》闻名于世。陆据不但文章写得好，并且还因擅长物理而著名。柳芳是个历史学家，著有《唐历》40篇。
清朝初年，江西宁都以魏禧为首的“易堂九子”，也是朋友之间互相切磋琢磨共同进步的典型。魏禧的父亲魏兆凤，在明朝灭亡后，不愿意做清朝的官，隐居于江西宁都县城西北10余里的翠微峰，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取名为“易堂”，潜心研究《周易》。魏兆凤死后，魏禧和哥哥魏祥、弟弟魏礼，约了同乡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及南昌人彭士望、林时益，一共九人，同在易堂治学，并躬耕垄亩，自食其力，号称“易堂九子”。当时，这九个人都在风华正茂的青少年时代，他们之中谁读书有了心得，就眉飞色舞地讲给其他八个人听；谁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就请其他八个人帮忙共同研究求得解答，因此大家的进步都很快。后来魏氏三兄弟都成为著名的文学家，魏祥著有《魏伯子文集》10卷，魏禧著有《魏叔子文集》22卷和诗集八卷，魏礼著有诗文集16卷。李腾蛟专门研究《周易》，著有《周易剩言》。邱维屏既长于古文，又通西洋算术，对《周易》也很有研究，著有《周易剿说》。彭任对《周礼》很有研究，著有《礼法类编》和《草亭文集》。曾灿以擅长写诗出名，著有《止庵集》和《西崦〔yan淹〕草堂集》。彭士望为学以躬行为本，著有《躬耻堂诗文集》。林时益工书法，善写诗，著有《冠石诗集》。九个人互相帮助，共同成才，都成了清朝初年的著名学者。
朋友之间的互相切磋砥砺对于一个人的成才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目的，甚至朋友之间还产生了互相影响学习进步的情况，那又怎么办？这在古代也有具体例子，那就是毫不可惜地分手，也就是前面所引用的《礼记·儒行》中说的，交朋友的出发点是志同道合，意见一致的时候共同进步，万一有了分歧，就客客气气地分手。三国时期的管宁与华歆原是一对好朋友，早年同在一个老师门下求学，同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课余同在一起锄地种菜。有一次，两人正在锄地，忽然从地里刨出一块金子来，管宁认为那不是自己的东西，毫不动心，就像没有看见似地依旧低着头锄地。华歆见财心动，把金子捡起来，掂掂分量，贪婪地仔细端详，想往自己的怀里揣，可是因为管宁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他感到一阵脸红，就把捡到手的黄金扔到一边了。又有一次，他们两人正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忽听门外传来鸣锣开道的嘈杂声。管宁安坐如故，专心读书，不为所动。华歆却赶快跑去看热闹。原来那是有个大官出巡，前呼后拥，热闹非凡。华歆看后怦然心动，他回到席子上，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津津乐道地谈论大官出巡是如何威风，还说自己书读好了将来也一定能做大官，显显威风。华歆的行为使得管宁十分厌烦，他认为与华歆做朋友坐在一起读书已不能收到互相鼓励共同进步的效果，于是就拿出刀来把坐席割为两半，并对华歆说：“我们二人的志趣不同，今后我们就分开坐，各读各的书，各奔前程吧！”后来，华歆做了大官，管宁没有做官而讲学著书，成为一位学者。如果就个人利益而言，华歆是达到目的了，但是就成才对社会有所贡献而言，管宁所得到的赞誉比华歆要多得多，所以“管宁割席”的故事后来一直被作为处理朋友关系的典范来传诵，人们普遍地认为管宁是做得对的。
管宁割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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