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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叶，经魏晋南北朝成熟而定型，在隋唐时期达到了兴盛顶点，至宋元两代出现新的发展趋势，进入明清后逐渐停滞以致衰落。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它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思潮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始终与儒、佛二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与它们鼎足而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
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因为势力不大，就利用道教为自己开路。道教也从佛教的礼拜、诵经等科仪戒律和经典教义方面吸取过不少东西。佛教也吸收道教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没有道教吸收它的多。道教在同佛教争论的时候，总打着华夏正统文化的旗帜，说佛教是外来的，跟它争夺宗教阵地。面对道教的进攻，佛教为了站稳脚跟，不断加快中国化过程，从而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道教对佛教的帮助也是很大的。
道教从一开始就援引忠孝仁义这一套儒家学说。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和《老子想尔注》都大力提倡忠君孝亲，晋代葛洪主张求仙“要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认为修炼仙道的人应能实践儒家礼教，治国致太平。南北朝时期的寇谦之整顿旧天师道，主要是用儒家道德规范的所谓“礼度”来进行改造。唐以后，儒、道、佛三教合流已成为总的历史趋势。宋代理学(又叫新儒学)兴起，理学家们吸收佛道二教关于心性修炼的理论，接过心性问题的话头大做文章，大讲“存天理，灭人欲”，把人的心性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学说相结合，形成完备的儒教思想体系，并取得主要地位。佛教和道教都不得不向它靠拢。宋元明清时期道教一直是在这种总趋势中发展、存在的。像属于符箓派的净明道，把忠孝作为立教宗旨，说修炼仙道的人“要不在参禅问道，入山炼形，贵在乎忠孝立本……不用修炼，自然道成”(《净明忠孝全书》卷二)，与儒教已经相差无几。金元时期的全真道提倡把出家修仙与世俗的忠孝仁义相结合，以清心寡欲、含耻忍垢、明心见性为内炼“真功”，以忠君孝亲、传道济世为外修“真行”，强调二者结合才能得道成仙，亦可视为儒教的一个变种。
道教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是社会改良思潮的一面旗帜，产生过《太平经》这样的经典。它的下层组织如太平道、五斗米道，则走上了反抗封建朝廷的道路。以后各个历史时期也经常有人利用道教组织农民起义。但上层道教多依附于朝廷，从满足皇帝个人追求长生不死的精神需求和满足皇帝希望借道教神化其封建皇权以巩固其统治两方面，为封建统治者提供服务。在王朝更替时，道教也常常选择新的服务对象，用编造政治谶言等办法进行投机。
在道教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不断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吸取养分，同时也在发挥自己的影响和作用。例如，中国早在公元前30世纪前后就开始出现金属冶炼技术，到了商代，已经发展出精美无比的青铜文化，秦汉之际又出现炼丹术。医药学直接与人的生老病死这些生命现象密切关联，在各门具体科学中是产生较早的。中国在商代已经懂得使用针灸、药物等治疗方法，比较系统的医学理论著作至迟在西汉已经出现。冶金和炼丹术，还有古代医药学，成为道教服食金丹成仙不死思想的主要来源。道教也对这些学科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历代道士中不少人为寻找合炼金丹的原材料，走遍名山大川，对大量矿物、植物等进行实地考察，留下了十分可贵的文献记录。像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既是重要的道教历史人物，又是著名的医药学专家，对医药化学和中药学都有过很重要的贡献。
上古神话传说也是道教神仙思想的源泉之一。同时，大量道教作品本身也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宝库。不仅如此，它还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促进了文学艺术形式的发展。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中，都能看到道教文化的影响痕迹。道教的八仙传说也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演变出“八仙过海”、“八仙庆寿”等许多生动的民间故事。道教题材成为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之 一。此外，如戏曲、舞蹈、音乐、建筑和造像艺术，绘画和书法艺术等等，道教思想文化的印痕也随处可见。
封建时代，不少知识分子因为不满社会现实，隐居山林，潜心修道，以求洁身自好，道教成为他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和生命归宿。而在社会下层，道教以符水治病，镇邪驱鬼，求福辟祸，与民间流行的卜卦算命、看风水、占星等巫术迷信相结合，在文化落后、缺医少药的农村特别容易传播，以致神庙林立，什么土地、城隍、财神、灶君、关帝、玉皇等等，都成了祭拜对象。也有很多道教活动相沿成习，慢慢地转化为民间风俗，代代相传，延续到现在。民众阶层中的道教很多方面都是跟上层道教不同的。
在科学昌明发达的今天，大概很少有人再会相信人真能永远不死，得道成仙的了。人们登武当、游崂山、贴门神、逛庙会，也常有着别样的心情和目的。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对中国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了解一点道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可以启迪我们思考和认识更多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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