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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石经时代相距不远，而且底本有继承关系，所以放在一起介绍。
唐石经 通称“开成石经”。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始刻，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完成。这部石经是郑覃向文宗建议刊立的。《旧唐书·郑覃传》说：
(文宗大和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从之。
唐石经共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这九种“大经”(也有称“九经”的)，再加《孝经》、《论语》、《尔雅》这三种“小经”，共12种经书(也有称“十二经”的)。此外还附刻了张参的《五经文字》和唐玄度的《九经字样》，以为应试者的文字规范。
石经建立在长安的太学里，共227块碑石，书丹的人有艾居晦、陈玠等，字体除诸经标题用隶书外，经文一律用楷书。至今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
唐石经也有称“雍石经”的，“雍”指雍州，是古代“九州”之一，包括今天陕西、甘肃一带。长安在古雍州范围之内，故称。
但是西安的唐石经到了清代又先后多出《孟子》七篇和《大学》、《中庸》两篇来。那是清朝人为了凑足“十三经”和“四书”之数而外加的，并非唐石经原物。其实，《孟子》在唐时尚未列入经书，唐代也没有“十三经”与“四书”之说。而《大学》、《中庸》两篇，《礼记》中已刻，完全是重复。所以清人补经根本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对此，前人已有批评。清人王昶《金石萃编》说：
十二经无《孟子》者，唐时《孟子》之书，侪于诸子，不得列于大小经之数。故陆德明《经典释文》有老庄而遗《孟子》。此刻亦其例耳。本朝贾汉复巡抚陕西时补刻《孟子》七篇。文字疏庸，固不待辨，且以厕入唐十二经，亦未考当时之制矣。
蜀石经 通称“广政石经”。五代十国时蜀后主(孟昶)广政元年(公元938年)始刻，到宋代统一之后，在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才最后完成，前后历时186年。石经立在成都学宫。所以后人有称“成都石经”或“益都石经”的，也有称“孟蜀石经”或“后蜀石经”的。
蜀石经是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刊刻的。《十国春秋》记载此事说：
毋昭裔，河中龙门人，后主时拜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性好藏书，酷嗜古文，精经术。尝案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昭等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
这里所说“雍都旧本”，指的就是唐石经。换句话说，蜀石经是根据唐石经刊刻的。不过和唐石经并不全同。最大的区别是唐石经只刻经文，蜀石经兼刻注解。因此，大体上可以说蜀石经是唐石经的增注本。书丹者有张德昭、杨均、孙逢吉等多人。
蜀石经在宋统一之前刻了《论语》、《尔雅》、《孝经》和《周易》、《毛诗》、《尚书》、《周礼》、《仪礼》、《礼记》，还有《春秋左氏传》的前17卷。入宋以后，到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春秋左氏传》30卷刻完，并刊刻了《公羊》、《穀梁》二传。到徽宗时代，《孟子》已升为经，于是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川地方官员又在蜀石经里补刻了《孟子》，次年刻成，遂比唐12经又多一经。碑石有千余块。其实，宋人仿北宋“嘉祐石经”给蜀石经补刻《孟子》也是蛇足之举，正如清人给唐石经补刻《孟子》一样，同样是“亦未考当时之制矣”！
蜀石经在南宋时还基本完好，它被毁于元初蒙古军队入川之乱。1941年成都拆南城时，曾出土蜀石经残碑两块，一为《尚书》，一为《毛诗》，现均存成都四川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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