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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刻石经，费时费工，本来是印刷术发明以前，为了向全国刊布法定经文而采取的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当然也是那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当时的石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以国家法定经文统一全国传抄本经文的作用。像本章介绍的前三种石经，即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和唐“开成石经”，在它各自的时代都具有这种直接的实用价值。这也是石经最初的和最基本的作用。
五代以后，出现了木版印刷。作为经书的法定文本，有历代太学刊发的“监本”经书(即以国子监的名义编辑出版的经书)，读书人可以不必再到太学去抄经，使用监本经书要方便得多了。所以到五代以后，从实用的角度看，本没有再刊立石经的必要。然而历代王朝为了显示自己的“文治”，还是有刊立石经的兴趣。就像前引乾隆皇帝的诏书中说的，“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所以，尽管那时有监本经书，而且还有“殿本”经书(即武英殿印本十三经)，还是要再刻一部石经，“以副朕尊经右文至意”。因此，五代以后刊立石经，主要的用意无非是点缀“文治”，作一篇“崇儒重道”的官样文章而已。
但是，无论历代王朝刊立石经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今天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各种石经文本都是有用的古籍研究资料。因为历代刊经的时候，参与其事的学者都要把经文校订一番才能付刻。从东汉刻“熹平石经”时蔡邕等人“订正六经文字”并附刻诸家异文，到清代刻“乾隆石经”时命副总裁彭元瑞“校正厘定”经文，并且写出《石经考文提要》13卷，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文献学工作。因此，对我们后人来说，这些石经，包括其校勘、考证，都是具有文献学价值的珍宝，对我们今天和今后校勘群经文字，乃至包括古籍整理，都各自具有程度不等的参考价值。在前述七部石经中，汉、魏、唐三部石经，在文献学、校勘学以及经学史上的意义尤其重要。只是汉、魏两部石经毁坏太甚，残碑、残字存世甚少，不免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前文第三章第一节《尚书的今文经和古文经》中，曾谈到《尚书》有“今文”、“古文”和“伪古文”之别。在石经里，汉石经刻的是今文经，魏石经刻的是古文经，唐石经刻的是伪古文经，汉、魏、唐三部石经正好各占其一，反映了经书和经学从汉到唐的历史演变。将来如果有更多的汉石经出土，汉代今文经诸家经文，或可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如果有更多的魏石经出土，汉代原有的真古文经说不定有部分复原的希望。这或许只是笔者的一个幻想，但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幻想也是很需要的。
除上述价值之外，唐石经更有一层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五代刻版经书，最早就是以唐石经为依据的。可以说，唐石经是五代以后版刻群经的初祖，也是儒家经典从手写本到版刻本的桥梁。
据《玉海》记述，儒经刻版最早从五代时的后唐明宗(李嗣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开始，由当时的国子监据唐石经雕版印行，同时禁用其他杂抄本。这部雕版经书直到五代的最后一代，即周太祖(郭威)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才全部刻成，历时21年。此后的刻本经书，无不是从唐石经衍生出来的翻刻本。所以唐石经在我国书籍的发展史上有它重要的位置。
唐石经刻成之后，曾经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据《旧唐书·文宗本纪》说：
(开成二年冬十月)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 时上好文，郑覃以经文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立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校，字体又乖师法，故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
唐石经确实有脱文、误字，校对欠精。但是无论人们怎样评价它，唐石经是我国存世最早的一部完本经书，也是自唐代颁行《五经正义》之后，最早的一部唐石刻法定经书。它是今天所有印本经书的源头。它的历史地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值得我们格外地珍视。
以上介绍了“五经”和“四书”的概况。对于从未接触过这些典籍的读者来说，应该交待的基本问题，大体都谈到了。其中的材料和观点，大都采自前贤著作，而二三一得之愚，则尚有待方家审正。
为了认识一番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除去了解一般的知识之外，还需要亲自走进这个宝库中去浏览一番。就是说，为了认识“五经”、“四书”的本来面貌，在了解一般的知识以后，还有必要直接接触一下这些典籍，至少要翻一翻，看一看，才能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才能使抽象的知识具体化。
如果条件许可，有的经籍还需要认真地读一读。比如像《论语》、《孟子》这两部儒家学说最基本的著作，就不妨细细地读一遍。在这个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条件和需要，再考虑去涉猎其他。《论语》、《孟子》这两部书，可以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中华书局出版)。这两部书不但都有文字注解和现代汉语译文，而且还在适当的段落处设一个“余论”的项目，来讨论孔孟这两位儒家大师的思想和理论。如果认真地读完这两部书，不但对儒家学派的源头可以有个基本的了解，同时还可以把自己的古汉语水平明显地提高一步。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一试。
当然，我们今天读这些儒典是为了深入地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过去某些人提倡的“尊孔读经”是根本不同的。
对于儒家的经籍，“五四”以后曾经受到过分的批判，但是近年来似乎又有些拔高。我们的态度应该、而也只能是：通过认真地阅读、研究，批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从而为建设我们的民族新文化服务。这是笔者愿意和青年读者共勉的。
1995年11月8日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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