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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儒家学说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做了简单的回顾，对它的世界影响也进行了一番巡礼，现在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与其他思想的对比，对它做一点概括的评价。
在社会与政治制度方面，儒家与道家、墨家、法家、农家不同，既不维护无阶级、无国家的理想，也不支持纯粹地域国家的主张，而是坚持家族组织与政权组织的统一，维护宗法等级的政治体制和伦理道德。秦汉以后，中国出现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儒学思想又发展出为专制君权服务的功能。由于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现实完全合拍，所以它能定为一尊，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种社会政治学说能够与它争锋，也没有哪一种宗教能够把它挤垮。东汉以后道、佛都曾盛极一时，但是它们只管人的精神解脱一件事，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仍是由儒家管着。等到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想，将这件事也管起来之后，儒家学说又全面地恢复了自己的统治权，佛道则因自己的功能被替代，所以归于式微。儒家思想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需要，因此起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制度，促进封建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的作用；但由于同样原因，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它又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科学民主意识的成长。
儒家处理各阶级、等级之间关系的原则不仅有礼(等级秩序)；而且有和(和谐)，这就是乐的精神与仁的精神。儒家强调统治者有责任给民众以关心与爱护，向他们施行仁政德治。这样做首先符合外王的精神，因为正如儒家代表人物所说，“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君为民而设，让人民丰衣足食，才是善政，如果民不聊生，君主怎么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其次这也符合内圣的精神，因为仁是至善，是天道，与仁为一便可以优入圣域，与尧舜一样成为伟大的圣哲。儒家向来有一种道高于政的意识，认为现实的政必须符合儒家的道，而不是相反。所以儒家的优秀代表人物总是坚持用自己的道去要求乃至批评君主，敢于以德抗位。他们以仁为武器，抨击时君世主的苛政，在一定程度上保卫了民众的利益。
儒家提倡的仁爱精神，不仅是用于缓和阶级矛盾，君臣、君民矛盾的政治原则，而且也是协调家人、族人、国人以及天下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历史上，“爱人”，“博施济众”以及“忠”、“恕”思想，不仅造成家庭与家族内部的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人际关系，而且在社会上培养出救死扶伤、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普遍意识，培养了人们之间相互关心与和睦相处的有益气氛。从这方面说，仁的意义远远超出为封建社会服务的范围，具有普遍和永久的价值，成为人类世世代代共同赞美的思想与德行。
儒学也被称为儒教，但是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它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它不追求彼岸的幸福，或外在的超越，专注于此岸的即现实的政治、伦理生活。在近代以前，儒家的这种态度是最具理性精神的。当然儒家思想中并不是没有超越的精神。正如当代新儒家所说，儒家的超越是内在的超越。在孟子那里，心性与天就联系在一起了；到了宋明时代，理学家们吸收佛道智慧，提出天理就是人性或人心的说法。这样，对于人来说，天理既是超越的又是内在的，人们可以在现世的道德生活中达到与天(理)为一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从而得到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家思想也具有某种宗教性质。儒家思想的世俗的性质，影响了中国的佛道二教，它们也很注意维护世俗的君臣父子关系，使中国不致产生宗教迷狂，避免了欧洲那种教会与政治权力的对立，对于社会的安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有利也就有弊，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做后盾，世俗的理想、道德律令对于许多人来说不具有强烈的鼓舞或整饬人心的作用；同时，从社会进步来说，没有宗教组织与政权的对立，社会上就缺少了一种缝隙，能让新的思想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从中较为自由地发展起来。
在人性问题上，儒家一般持性善论观点。与性恶论特别是基督教的性恶论相比，性善论的确有不容忽视的缺点，但从总体上看它也有明显的优点。在禁人为恶方面，儒家威慑力不足，但是在劝人为善成圣方面却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由于承认性善，所以儒家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人是一个生命体，人的生命是天赋的，所以人命关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权，这个权利应该得到所有人的承认，任何草菅人命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和抵制。人也是一个道德主体，由于人本来具有善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或者说人本性就是圣人。因此，儒家虽未强调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但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在道德上不存在高低上下。正因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所以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儒有……可杀而不可辱也”。(《礼记·儒行》)这种人格尊严的思想有利于培养人们的主人翁意识，也有利于转化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儒家特别重视群体意识。儒家的学者们很早以前就认识到家族与社会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荀子以为人之所以能战胜禽兽，就是因为人能群，亦即人能组成群体——家族与社会。儒家重视并且积极维护群体的秩序与和谐，以为这是群体生存的根本保证。为此提倡“崇礼”与“尽伦尽制”的概念，“和为贵”与“保合太和”的概念。儒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认为每个人对于社会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否认社会责任的佛老持否定态度，认为人如果不对社会尽职尽责，就是一个自私自利之徒。为此提出“天下为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一系列光辉的道德原则，是我们的巨大思想财富。儒家教导人们热爱群体，特别是要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志士仁人热爱祖国的人民、山河、历史、文化，一贯为祖国的兴旺繁荣而勤奋工作。在国家危难之际，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他们挺身而出，艰苦卓绝，舍生忘死地参加战斗，面对敌人的屠刀，又能大义凛然，慷慨就义。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一串串闪光的名字：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邓世昌、吉鸿昌……他们对于祖国坚贞不渝的忠诚，可歌可泣的业绩，是人们心中的永久丰碑，是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儒家有强烈的人文观念与道德理想主义观念。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历史文化，在于人的道德观念与行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人接受自古以来文化传统的教育与熏陶，在自己身上培养了人性和人的文化品格。没有人文的化成，就没有文明的人类。
与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不同，儒家一向重视道德和文化教育。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汉以后历朝都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从中央到地方设有各级各类学校，讲授五经、四书和历史知识。汉代设立五经博士的制度，隋唐以后科举取士的制度，大大激发了士人学习儒家经典的热情，使得识字率、文化知识的普及程度极大地提高了。与此同时，政府和私人都重视解说经典，编纂史籍，著书立说，收藏图书，交流学术等等，这些成绩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在人的文化中，道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荀子指出，人之所以高出矿物、植物、动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是因为人不但有质量，有生命，有知觉，尤其在于人有“义”——道德观念。所以，崇德尚义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它要求人们严格划清公私、义利的界限，天理与人欲的界限。认为人只为满足个人私利而生活，无视道德律令的约束，就是把自己降低为动物。在道德修养方面，儒家学者总结了体认真理与修养心性的丰富实践经验，津逮后学。由于过分注意人文学科特别是道德修养，儒家学者中多数人对于自然界的现象、规律，缺乏求知的热情与兴趣，不是把自然知识当作士大夫无须过问的贱业弃置一旁，就是拿自然知识来附会自己的政治伦理观念。虽然儒家并非注定要排斥科学技术，不少儒家学者同时也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等等，但在儒家主流派眼中，科技是所谓技艺，不能与“大道”相提并论。这点是儒家思想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特别是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传统颇为不同之处。人既有精神的需要，也有物质的需要，分别由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来满足，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培养只讲道德修养而不能解决人的物质生活问题的人，不会给社会带来幸福；同样培养只懂科学技术而没有伦理观念的人，也绝非人类之福。
儒家观念中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教导和鼓励人们刻苦自励，在道德与事业上不断攀登高峰。自强就要战胜自我，要有不怕艰难险阻，克服任何困难的勇气，同时还要有远大目标，决不因小有成就而止步不前。孔子本人就是一位自强不息的典型，在个人的学习与修养方面，不以“不惑”、“知天命”为满足，一直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种最高境界。在政治理想的追求方面，也同样如此。在周游列国时，他看出时君世主不愿意实行儒家之道，但他从不向命运低头，硬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坚持行道，相信终有一天人们能认识到他的道是正确的。自孔子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都用这种精神鼓舞自己，精进不已。近代以来，个人的自强又发展为民族的自强，这种精神支撑我们战胜日本强盗，取得百年来反侵略斗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在思维方式上，儒家也有自己的特点与突出贡献。特点之一是对于世界做整体的、综合性的思考。儒家像道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一样，他们关注的是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是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每一个事物的具体构成。在他们所绘制的世界图景之中，宇宙是一个系统，天地万物以及人类，都在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之网中，没有一件事物是孤立的；同时也没有一件事物是静止的，它们都在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推动之下，永无休止地、循环往复地运动变化。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有自己的优越之处，也有不可避免的缺点，这就是不擅长对具体事物做分析性的研究，它的认识在质与量两方面都缺乏必要的明晰性。这种缺点决定了儒家对自然现象的说明，本质上不同于近代自然科学。第一，它所依据的经验是从日常生活获得的经验，而不是科学观察与实验中得到的经验；其次，它不会对经验进行逻辑分析与量化的研究，所以它所热衷的是寻求自然现象的“原因”，而不是像近现代自然科学那样，从现象的科学数据中找出规律，一般是由公式来表达的现象间的数量关系。当今各门科学的发展都将从分析走向综合，这个综合与古代朴素的综合是不同的，但是古代综合思想毕竟可以给现代人一个有益的启发。有不少西方科学家在向东方寻找智慧，就是一个证明。
特点之二是观察与处事的中庸原则。中庸是执两而用中，是和而不同，儒家依据这个原则观察与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避免各种各样的片面性。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人们也否定了它的斗争哲学，因为片面强调斗争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那么是否可以从此强调和合，将和合看作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也是不正确的，这是另一种片面性，起码不符合儒家思想实际。在和与斗的关系中，儒家既不一味主张斗争，也不一味主张和合。因为这两种倾向都违反了中庸精神。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既然是讲“仁者爱人”，为什么又要有好有恶呢？爱人是总原则，是对人类来说的，但在一个具体的人群之中，情况就复杂了，总是有好坏善恶之分，对恶人是否也要好之爱之，只讲和合而不讲斗争呢？孔子主张有好有恶，不对恶人实行恶亦即斗争原则，也就不能对于人类实行爱，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再从人类对于自然的关系来说，儒家诚然是主张和谐的，但这里面也同样包含斗争，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人要生存必须向大自然索取，所谓和谐只是索取要有一个限度，要保证自然资源能够再生和维持自然环境继续适合人类生存，总之是达到索取与维护的平衡。所以，兼综和合与斗争，斗争不废和合，和合不废斗争，这才符合儒家的中庸原则。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儒家思想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从荀子开始便吸收了道家、法家的思想，“外儒内法”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信条。汉代儒家与阴阳五行等思想结合，产生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思想。魏晋时代它与道家思想结合，产生了玄学思想。宋元以后儒家吸纳佛、道观念，成为新儒家——理学。明清时期，徐光启融合儒教与基督教，刘智会通儒教与伊斯兰教，都得到成功。近现代以来，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们试图把它和西方近代思想结合起来，这个工作正在继续。
正因为儒学是开放的，所以它有很强的适应性。在古代，它不仅适应于中国的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而且适应于朝鲜、越南和日本，推动了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文明与文化的发展进步。
但是其开放性似乎也有一定限度，对差距较大的思想，譬如近现代思想，儒家思想体系很难将其融入。现代新儒家想从中开出民主政统与科学学统所遭遇的困境，就是有力的证明。
儒家思想从孔子特别是汉武帝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形成与民族文化一心理素质的培养，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也产生过许多负面的效应。尤其近代以来，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已经不能指导我们走出传统社会，实现近代化和现代化，相反却总是让我们被动挨打。正如不能把古代的繁荣完全归功于它一样，也不能把近代的落伍完全归罪于它，但在总体上它无疑是过时了。那么儒家思想对于我们，除了它历史上的辉煌，是否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包括许多方面，例如关于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礼制、仪法与三纲思想；伦理方面的君臣伦理、家族伦理、个人伦理，修养论，境界论，以及教育学、哲学思想等等。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它的基本体系已经被打破，礼制与三纲思想已经被废除，但是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如它倡导的思维方式与伦理思想，往往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超越它的时代性的东西，尤其是它所揭示的世代相传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公德，在今天和将来还具有生命力，这是应该当作祖辈留给我们的传家宝，精心加以继承与弘扬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思维方式与道德思想都与当时的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其具体发挥总是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普遍意义在现实中是大大打了折扣的。因此儒家思想的积极的方面，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并不是现成的，拿来就可以用的，而是要经过一个提炼的过程亦即批判继承的过程。比如说儒家思想中有爱国主义精神，这自然是优秀的传统，但是现实中的儒家爱国主义思想，都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人所爱的国是具体的某姓的王朝。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儒家思想有所选择，既不因其具体表现形式而予以抛弃，也不因其抽象的普遍意义而将它看得过高，以为现成可用。
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今天，批判继承儒家思想，能够在新世界观、新道德体系的建设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抵制腐败和一切丑恶现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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