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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的地理分布，既说明了地理环境对动植物的影响，也反映了动植物对其生活环境的适应。这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
《尚书·禹贡》在很大地理范围(九州)内，叙述了不同的植物分布；《周礼·地官·司徒》也论述了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不同地形，分布有不同的动物和不同体质特征的人类。在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里，更记录了古代人对各地不同环境有不同生物的大规模考察结果。其中《东山经》、《南山经》和《中山经》记载的生物，显示热带、亚热带的特征：植物多桂、多橘柚、多桃李、多竹、多桑柘；动物多犀象、多大蛇、多蝮虫。《西山经》记载的生物，显示温带和干旱地区的特点：植物多松柏、多荆杞、多谷柞；动物多[牜乍]〔zuo昨〕牛、多羬〔qian前〕羊、多熊罴、多豪彘。《北山经》记载的生物有草原和干旱地区的特点：植物多机木、多秦椒、多山菜；动物多马、驼、旄牛等。这些分析和我国现在生物水平地带性分布和地理区划基本上是相符的。
此外，战国时代的《荀子》，西汉的《淮南子》、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桓宽的《盐铁论》，也都有不少关于生物地理分布的记述。
秦汉以后，对动植物地理分布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为对生物分布界线的探索。西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记述了华南地区80种植物的分布和生活习性，把南岭作为我国南北植物分布分界线。它以芜菁〔wujing无京〕为例，说南岭以南没有，种到南岭以南就会发生变异。戴凯之的《竹谱》，列举我国61种竹类，指出黄河以北，竹类很少；南方的竹类却很茂盛。他还记述了各种竹类的地域分布，大致上找到了以淮河、秦岭作为另一条生物分界线。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荒漠和半荒漠地区的跳兔，元代周伯琦在《扈从北行前纪》里记载了冀北以沙岭为森林牧场与草原牧场的南北分界线等。
宋代苏颂在《图经本草》中，对各种药用动、植物的产地分布，都进行了描述。其中对兽类动物的产地分布描述颇详，描述了26种野生兽类动物及其地理分布。根据现在分类系统，这些动物分别隶属于10个目16个科。苏颂将各种动物产地分布放在对每一种动物描述的开头部分。对鲮鲤的地理分布是这样描述的，“鲮鲤，旧不著所出州郡，今湖、岭及金、商、均、房间，深山大谷中皆有之”。鲮鲤，俗名穿山甲，《名医别录》始将它的甲列入药用。以往只有陶弘景曾提到它的形态和生活习性，但没有谈及产地。《图经本草》首次从全国范围，记载了它的地理分布。所提到鲮鲤分布地区，有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以及陕西等省。文中所提到的金、商州，都在今之陕西省境内，可见宋代陕西省也是出产穿山甲的，然而现在穿山甲在陕西已很少见了。又如关于豹，以前的本草文献也很少提到它的产地。《图经本草》载：“豹……《本经》不载所出州郡，今河、洛、唐、郢间或有之”。指出豹并不多见，在甘肃、河南、湖北等地，或有发现。老虎在宋代分布还是相当广泛的，所以《图经本草》只用“今有山林处皆有之”这句话表示当时老虎分布广泛。麝为鹿科动物，麝肉可食用，麝香作为药用，早就列入《神农本草经》中。《图经本草》说：麝“形似獐而小。其香正在阴前皮内，别有膜裹之”。麝和獐雌雄都不具角，但雄麝鼠蹊部具有麝香腺，可见其对麝形态是有所认识的。《名医别录》曾指出麝“生中台川谷及益州、雍州山中”。《图经本草》则进一步指出，“今陕西、益、利、河东诸路山中皆有之，而秦州、文州尤多”。这说明在宋代，麝分布相当广，而以甘肃出产最多。《证类本草》中还保留有文州(今甘肃省文县地区)麝图。所绘麝无角，并突出了鼠蹊部香囊外短毛稀疏裸露的皮肤。《证类本草》中的图，一般都认为是从苏颂《图经本草》流传下来的。《证类本草》中有一幅麂〔ji几〕图，其头部有两角，角叉短小。很明显那是一种小麂。《图经本草》中说：“麂出东南山谷。今有山林处皆有之，而均、房、湘、汉间尤多。”这里指出了麂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东部和南部地区，而以湖北、湖南、四川出产最多。这与现代文献上所说的麂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看法也大致上相吻合。
腽肭〔wana袜纳〕兽，即海狗，公元10世纪70年代始作为药用动物列入《开宝本草》。过去认为它产于西域，苏颂正确地作出“今东海傍亦有之”的结论。
狐，不仅供人类药用，而且供给人类大量优质毛皮。关于狐的分布，陶弘景曾认为，“江东无狐，皆出北方及益州”。苏颂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与陶弘景不同的看法。他说：“今江南亦时有之，京、洛尤多。形似黄狗，鼻尖尾大。北土作脍生食之”，这里所指，应为草狐。苏颂认为狐不仅产于北方，而且也产于南方，只是在北方(如河南开封、洛阳等地)出产更多一些。他纠正了陶弘景的片面看法，《图经本草》的记载，还使我们得以知道，宋代北方还保留将狐肉作脍生吃的习惯。
上述事实表明，《图经本草》中有关兽类地理分布的描述，是具有宏观性质的。苏颂是通过综合总结，从宏观上概述某种动物在国内各地的分布状况。这种描述方法，与现代动物志中对动物地理分布的描述方法，是颇为相似的。这在《图经本草》之前的本草著作以及其他古代文献中是很少见的。
苏颂不仅宏观地描述了各种兽类的分布情况，而且还记述了某些动物分布的历史变迁。
《图经本草》著录的“野驼”应为双峰野驼。野生双峰驼是家养双峰驼的祖先，有很重要的经济价值。现在野驼已非常罕见，几近灭绝。关于宋代野驼的分布情况，苏颂在《图经本草》中写道：“野驼出塞北、河西，今惟西北番界有之。”野驼作为药用动物被著录，最早见于公元10世纪70年代由马志等人编撰的《开宝本草》一书。也正是这部著作，反映了当时我国塞北和陕西一带还有野驼分布的情况。但是短短的80年之后，当苏颂编撰《图经本草》时，发现野驼的分布已只局限于西北番界即内蒙、新疆等边远地区。可见，野驼数目的锐减并非只是近代发生，它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第一个发现并记载野驼分布发生变化的就是苏颂。
苏颂也注意到野象分布的变迁。《图经本草》中记述道：“《尔雅》云：‘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今多出交趾，潮、循州亦有之。彼人捕得争食其肉。”秦汉时野象群的活动地显然已经南移到了长江流域。而到了宋朝，野象分布又向南迁移了。苏颂已明确地告诉人们，野象主要出产于越南，而广东境内虽然还有野象，但已不是主要产地了。当地人捕杀“争食其肉”，可能正是象群不断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经本草》有关动物地理分布的记述，基本上都被后来编撰出版的《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重要本草著作所传录和吸收。可见它对后人研究动物地理分布的影响。不仅如此，《图经本草》中有关兽类动物地理分布的记载，还为我们今天研究某些野生兽类动物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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