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生物学 作者:汪子春·程宝绰


第五节 吴其浚与《植物名实图考》



  《本草纲目》问世以后,对我国药物学、本草学影响很大。随着社会的发展,医药实践的丰富,到清代前期,还产生了许多本草学著作,比较突出的有赵学敏(约公元1720—1805年)写的《本草纲目拾遗》(公元1765年),全书10卷,依据《本草纲目》的分类体例,删去了人部,增加了藤部、花部。共收载药物921种,其中《本草纲目》未载的多达716种,多数是民间或现用种类,也包括一些进口药物。既补充了《本草纲目》之遗,也纠正了《本草纲目》一部分错误。

  再后,就是吴其浚(公元1789—1847年)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了。

  吴其浚,字瀹〔yue月〕斋,号雩娄农,河南固始人。 自幼喜爱植物,立志“经世致用”。公元1817年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受任翰林院修撰,公元1818—1840年间,两次任乡试正考官(1819年广东、1838年浙江),两次主管学政(1832年湖北、1838年江西)、两次入值南书房(1831、1834年),这些经历使他一方面能够读到皇家四库书籍,收集大量资料;另一方面,能够利用来往各地的机会,对植物进行实地考察。1821—1829年间,因父母相继病故,在家守丧,还曾开辟东墅园地,进行植物种植实验,取得第一手资料,打下写作的坚实基础。1840—1846年间,他历任湖南、浙江、云南、山西等地巡抚。作为封疆大吏,他勤于政事,同时也利用“宦迹半天下”的有利条件,所到之处,不断采集标本、考察生态、征询群众,考核名实,竭尽公余全部精力,撰写成《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两本巨著。书在他去世后第二年(公元1848年)由当时的太原知府陆应榖〔gu古〕于太原刊刻发行。

  《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共22卷,录植物838种,书中摘录了历代本草、农书、方志、诗词杂著等书籍中有关植物的资料,“以稽诸古”。《植物名实图考》38卷,收载植物1714种,插图1865幅,主要是考核植物的名实、兼及实用,“以证诸今”。

  《植物名实图考》分类是在继承《本草纲目》分类基础之上,专就植物部分(传统药物主体)分为:谷类53种、蔬菜177种,草类再分为山草类202种、隰草类287种、石草类98种、水草类37种、蔓草类236种、芳草类71种,毒草类44种,群芳类143种;果类102种、木类271种。由以上排列顺序可以看出:基本上是由草本到木本,体现“从微至巨”的原则。重视民生,所以突出谷类、菜类(栽培植物)。草类按生态、生化原则排列。适应宋元明以来园艺植物的发展,特别列出“群芳”一类。同一类植物中,把相近的植物排在一起(例如豆科、百合科等),也可以看到对植物自然属性和亲缘关系有所注意。书中记载植物种类比《本草纲目》多519种(其中由作者研究发现的210多种、由其采访记述的250多种)。特别是其中许多是南方或边疆地区植物(如江西400多种、湖南280多种,云南390多种),呈现区域性特点,补充了历代本草地区性的缺漏和不足,更有特殊价值。

  《植物名实图考》对前人著作中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大量吸收;对前人的错误,多有纠正。例如指出李时珍说今人不复食冬葵的错误;指出《天工开物》说〔kuang矿〕麦独产陕西,是“揉杂臆断,不由目睹”等。他十分重视劳动者的实践经验。书中很多地方写着:“余询于舆台者(抬轿人)如此”、“余得之牧竖(牧童)”、“何末一询老圃(菜农)”、“他日学稼,尚诹于老农”,这是十分可贵的。

  书中对植物形态性状的描述,也比前人更加精细。例如对“野芝麻”这种植物,写道:“临江、九江山圃中极多。春时丛生,方茎四棱,棱青,茎微紫。对节生叶,深齿细纹,略似麻叶。本平末尖,面青,背淡、微有涩毛。绕节开花,色白、皆上矗,长几半寸,上瓣下覆如勺,下瓣圆小双岐,两旁短缺如禽张口。中森扁须,随上瓣弯垂,如舌抵上腭。星星点,花萼尖丝,如针攒簇。叶茎味淡,微辛,作芝麻气更腻。湖南圃中尤多,芟夷不尽。或即呼为白花益母草。”与现在植物志所记“茎方形”、“对节生叶”,“绕节开花”、“唇形”相符,而对茎色、叶纹、花形、叶味的记述则更生动、更细微,更易于辨认了。再如对“红梅消”的描述:“江西、湖南河滨多有之。细茎多刺、初生似丛,渐引长蔓,可五六尺,一枝三叶,叶亦似[艹下耨]田藨〔biao标〕。初发面青,背白;渐长背即淡青。三月间开小粉红花,色似红梅,不甚开放。下有绿蒂,就蒂结实,如覆盆子,色鲜红,累累满枝。味酢甜可食……江西俚医以红梅消根浸酒,为养筋、活血、消红、退肿之药。 又取花汁入粉,可去雀斑。”从产地记到生境,从初生写到结实,从形状到色味,从内服到外用,记述得既全面,又生动。 (图27)

  《植物名实图考》最大的特点,在于图绘精美,一方面便于核对名实,以鉴定种类;另一方面形象地保存了宝贵的原始资料,便于后人检索。我国图谱之学,由来已久。本草书中,图文并重,几成定例。而《植物名实图考》不仅图多,而且精(细微、清晰、准确)。多数图(近1500幅)是据实物写生,可以按图考证鉴定到科、目,甚至到种(如卷丹、霍香等)。编排上,图文相间,图文并茂。随图说明,便于检阅。

  《植物名实图考》的性质,既不同于主要记载药物的本草(如《本草纲目》),也不同于以农用为主的《群芳谱》、《广群芳谱》)这类书。它除部分涉及药用与农用外,有相当一部分种类并不是直接与实用有关。《植物名实图考》所载植物范围更大,并开始摆脱单纯实用性的框框,而有向纯粹植物学转变的趋势。(图28)
 


  图27 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党参图

  《植物名实图考》中,在记述考证植物名实的同时,有些诗词,或引用,或自撰;有些地方更表达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和思想认识,发为议论。仅就植物考核来看,固然作用不大,可是从更开阔一些的角度看,仍有宝贵的价值;实际上我国古代科学本来就有“医人如治国”、“用药如用兵”、“诗文中见科学”的传统,《植物名实图考》不过是作了发展罢了。

  尽管《植物名实图考》有向纯粹植物学方向转变的趋势,但它仍然属于中国传统生物学的范畴。在明代,《本草纲目》的问世,表明我国动植物的研究,在世界上仍处于领先地位。《本草纲目》等有关著作,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但从17世纪林奈《自然系统》问世后,西方生物学研究,特别是植物分类研究,发展非常迅速。而《植物名实图考》仍然采用270年前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分类方法,而且也没有关于植物形态解剖和生理的研究。所以从世界生物学发展水平来看,《植物名实图考》已经反映出传统生物学的局限了。
 


  图28 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大青图

  《植物名实图考》问世不久,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普通植物学知识的译作——《植物学》在中国出版,它是由中国学者李善兰和英国学者威廉臣(A.Williamson)根据英国学者林德利(John Lindly公元1799—1865年)有关著作合作编译的。从此西方近代生物学知识开始传入,并逐渐代替了中国传统的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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