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庭教育 作者:毕诚


第十八节 曾国藩教子书



  《曾文正公家训》是清末曾国藩教子书的汇编。这本家教书信集,在清末至民国年间,数版印刷,广为流传。近几年来,因家庭教育引起重视,这本书信集又经人整理和增补,以《曾国藩教子书》再次问世。

  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近代史上他是残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元凶,又是与李鸿章、左宗棠等大力兴办洋务事业的头面人物,所以他给予后世的形象是一个十分残忍而又复杂的封建官吏。

  事实上,曾国藩本不是行伍出身,而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读书人。他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举进士入仕后又曾专攻程朱理学,是一个学识非常丰富的学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他因丁母忧回家,时太平军出广西,下两湖,他奉命帮助地方办团练,着手创办湘军,由此步入与太平军为敌的道路。后来因他镇压太平军有功,被清王朝封为一等毅勇侯,死后谥“文正”。《曾文正公家训》所收录的百余篇家书,正是他在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至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间所写的。因为这20年间他一直在地方总督军务,家室难以随从军旅。

  曾国藩的教子书,反映了他的家教精神与方法。其精神主要是“爱之以其道”,这就是说爱子要以健康的教育来塑造他的品德,培养他的才能。其教育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1)劝诫子孙专心致志读书修身,明确家庭教育目的。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还说:“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他认为大富大贵靠不住,读书可以变化气质,陶冶性情,当官不自在,钱财过多也是助长骄奢恶习以致使人身败名裂的祸源,由此他反复劝诫他的子孙“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认为读书明理做人才是他家教的真正目的,尤其在乱世中更是上策。

  (2)力戒奢侈,刻苦谨慎,衣食当与寒士相同,着力培养子孙勤劳谦逊的品德。他告诫儿子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傲字”。因为“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他对儿子纪鸿讲:“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他熟读经史,深知来自草莽的“布衣卿相”,虽然出身寒门,但他们在艰苦环境中长期磨练,有吃苦耐劳的毅力和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一旦担当天下大任,就敢作敢为,能成就大事业。而富贵之家子弟,骄奢懒惰,养尊处优,胸无大志,以致多数人沦为庸俗之辈,于世无用。由此,他告诫家人“断不可积钱买田”,子孙“全靠自己挣扎发愤”。他不仅对男儿这样要求,而且对女子也如此教诲。他说:“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余在家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他嘱咐子女“一切以勤俭二字为主”,女儿在乡间择婿为佳,不要追求“门当户对”,而且嫁出的女儿“不可恋母家富贵”,要“柔顺恭谨”,孝敬公婆,同时“不可敬远亲慢近邻”。认为“儿女愈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夫妇视儿女过于娇贵,旦视而暮抚,爪肤而摇本,“爱之反以害之”。

  (3)广博学习,严格要求。做人和做学问注意身教,不一味责备子女,而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与子女互相讨论,积极诱导。曾国藩在家书中,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辅导子女的知识学习方面。他要求子女广博地学习儒学著作,精通四书五经,同时要兼习天文、历史、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几何原本》、书画等等。他要求儿子除习十三经外,还必须把《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古文辞类要》以及他本人所抄的《十八家诗集》等11种书作为必读书。在治家学问方面,他要求子女熟读清人张英的《聪训斋语》和清圣祖康熙的《庭训格言》,因为此二书,“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其子女,他生平在学问上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是为一耻;每做一事治一业,往往有始无终,是为二耻;写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屡变而无所成,是为三耻。鉴于他自己的不足,告诫子弟要记住这个教训,认真研习天文历算,作事要善始善终,写字要圆匀敏捷。只有这样,将来有为之日,受用无穷。他不仅在道理上讲明了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还具体指导儿子怎样学,如先学什么,次学什么,态度应如何,凡此等等,仿佛老师站在学生面前口耳相授,耳提面命。

  曾国藩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应当说是极有封建特权的大官僚,然而却如此鄙视特权,注重子女的家教,使子孙个个成才。百年之后,再读其教子家书,不能不说他是一个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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