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 作者:王炳照


第一章 书院概说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之名始于唐中叶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官方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其职责为收集整理、校勘修订图书,供朝廷咨询,兼作皇帝侍读、侍讲,类似宫廷图书馆。唐末五代,读书士子多隐居避乱读书山林,后发展为聚书授徒讲学,常以书院命名读书讲学之地,遂演化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至宋初,形成一批颇有影响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嵩阳、应天府、石鼓、茅山等书院。南宋时期更吸收、借鉴佛教禅林讲学的制度,使书院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经元、明而不衰,至清末,随着整个封建教育制度的衰败,近代新式学堂的诞生,古代书院才逐步改为学堂。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1000余年,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观。

  书院一般是以私人创办或主持为主的,也有家族、民间出资筹办的,多数得到朝廷和地方官府的鼓励和资助,或赐名、赐匾额、赐书;或赐银、拨田产,成为私办官助、民办公助的办学兴教的形式。

  大多数书院是由名师大儒聚徒讲学发展而成的。主办者或主持人以书院为基地,研究或传布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书院也以著名学者的学术成果为主要教育内容。书院生徒多是慕名师来学,并将从师学习与个人学术志趣紧密结合,边读书、边学习、边研究。这就形成学术研究与读书讲学融为一体、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独特教学方式和教育组织形式。

  书院的师生多以醉心学术、潜心修炼心性为目标,因此多数书院反对科举,反对追逐名利,师生多数厌恶科举、淡泊仕途,隐居山林胜地,超然观世事,冷言论朝政,以清高脱俗、持志守节相标榜。经常与当权执政者的现行政策和直接利益发生矛盾。如南宋的朱熹书院讲授程朱理学,曾被列为“伪学”、“禁党”,明中叶王阳明在书院传授陆王心学,也被视为“异端邪说”;明末顾宪成、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更被定为“东林党案”,东林书院遭禁毁,并殃及全国书院。正因为如此,元代和清代,都曾对书院加强控制,使书院官学化,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使之与官学一样,变成科举考试的附庸。

  书院与各级官学既有互补的关系,又有异趣相峙的抗衡关系。 一般说来,官学不兴,书院勃兴,弥补了官学数量不足。特别是朝廷无暇顾及兴学设教,无力兴办官学,往往鼓励、支持书院发展,书院成为满足士子读书要求,保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 一旦朝廷有可能集中精力发展官学,书院便被冷落。在千余年书院发展历程中,多次出现官学盛书院衰、书院兴官学败的交替互补的势态。由于官学更多地受到科举考试制度的支配和控制,务虚文、逐名利,造成官学弊端丛生,教学全无“德行道艺之实”,书院往往起而纠官学之偏、革官学之弊。官学与书院呈现出异趣相峙、并列抗衡的局面。

  从总体上看,官学的课程和教学比较冗繁呆板,过于程式化,而书院的课程和教学比较简约灵活,师生有较多的主动性和自由度。毛泽东早年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曾借鉴古代书院的办学传统,肯定书院课程简约、教学灵活,师生共同研讨,悠然自得,师生感情融洽,远优于官学。

  书院基本属于私学性质,但它不同于一般的私塾、社学、义学。可以说,书院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私学。书院的教学是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多数书院往往都是某一学派的活动中心或研究基地。书院既是学校,又是研究机构,同时还是一个学术团体。而一般私塾、社学、义学等多数是启蒙教育的性质,主要是识字、日用常识、基本伦理、行为规范的灌输和训练、应试备考的初步准备。在古代私学系统中,可以认为,一般私塾、社学、义学属初等教育或基础教育范畴,而书院基本上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当然,有的时期,书院设置十分普及,有些书院也承担部分初等教育的职能,特别是一些家族式书院,即使如此,书院也与私塾、社学、义学有明显区别。

  讲学和学术研究是书院主要的活动内容。讲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成为书院教育的突出特点,结合的方式灵活多样。通常由书院主持者主讲,每讲立一主题,称为明立宗旨,讲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形成讨论式教学。有时书院延聘不同学派的名师来书院讲学,书院师生共同听讲,开展论辩,探究不同学派之异同。如:朱熹曾邀陆九渊至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讲学方式,发展成一种“会讲”制度,实际把书院讲学变成不同学派之间开展学术争鸣论辩的研讨会。如:朱熹与张栻〔shi市〕在岳麓书院曾有“朱张会讲”。这种讲学方式,更进一步发展成“讲会”制度,各书院轮流主办,邀集其他书院师生共同讲论,当地官员、士绅、民众均可自由前来听讲,从而扩展为以书院为中心的地区性学术讲习活动,并且订立了完整的“讲会规约”,有的范围波及数郡县,听讲者达一两千人。如:明代紫阳书院讲会,订有“紫阳会约”,东林书院讲会,订有“东林会约”等。这种方式,在南宋和明中叶十分普遍,几乎成为书院讲学的主要方式,对文化教育、学术思想、世俗民风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书院的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是开展祭祀活动。书院的祭祀同宗教祭祀或祖先祭祀有着重要区别。书院的祭祀活动着眼于教育功能,多数除祭祀孔孟等先圣先师之外,着重祭祀本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性人物,同时祭祀对本书院创办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士。宣扬他们的事迹,牢记他们的学术旨趣,怀念他们的功德,为师生树立仰慕和仿效的典范,成为进行学派学术渊源和书院奋斗历程教育的好形式,形象具体生动,效果极佳。

  搜集、收藏图书也是书院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书院顾名思义,以藏书丰富著称于世,每个书院都成为当地藏书最丰富齐备的场所,许多书院专建藏书楼、藏书阁或书库,成为书院建筑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书院的藏书活动既为书院教学和研究准备了充足的资料,又为当地士民、乡绅查阅、咨询提供了方便。不少书院还自行刊刻图书,书院主持者或主讲人的讲义和研究成果、书院生徒的听讲笔记、读书日记,经过整理,刊刻成书,既保留了教学科研的成果,又扩大了社会影响。现今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珍本书中,就有不少是“书院本”。这种将图书馆、学校教育、研究机构集于一体的独特组织形式,对后世颇有启迪之效。

  书院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已不复存在了,然而书院优良传统仍有极强的生命力。近代致力于教育改革、文化更新的不少人士经常热心研究中国古代书院,从中吸取营养,寻找借鉴。近年更有创办新式书院的尝试。人们也许可以看到,书院这种古老的文化教育特有的组织形式,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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