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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末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开始动摇，奴隶主贵族的官学也日趋衰废，昔日庄严神圣的辟雍、泮宫也出现了学生无心读书、只知游荡嬉戏的局面。到了春秋时期，封建经济的因素不断发展，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共主”的地位，贵族中的一部分逐渐向封建地主转化，士阶层兴起，贵族官学更趋没落，代之而起的是私人自由讲学，由此而展开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新局面。
“士”是春秋时期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士阶层中有文士、武士，及能文能武之士。“士”最初是从奴隶主贵族中游离出来的，有一些是属于平民阶层，也有一些是属于新兴地主阶级。周平王把国都由镐(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迁到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时，王宫里的一些文化官吏流落到各地。周王室又先后发生了多起争夺王位的事件。世代掌管周史的司马氏流落到晋国，以后又分散到卫、赵、秦诸国。还有一些文化官吏和百工，带着原来秘藏于宫廷的典籍、文化、礼器、乐器逃亡到四面八方，这就出现了学术、文化下移的趋势。《论语·微子》篇记载了周天子宫廷中掌管礼乐的官吏纷纷出走的情况：大乐师挚到了齐国；二乐师干到了楚国；三乐师缭到了蔡国；四乐师缺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流落到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入居汉水之涯；少师阳和击磬的襄移居于海边。这些文化官吏由于失去了世袭的职守，流落于社会之后，便成了历史上第一批专靠出卖知识文化餬口的士。这时，在邹、鲁地区出现了一批“搢绅”先生，穿戴着峨冠博带，常在贵族交际酬酢〔zuo 作〕以及举行冠、婚、丧、祭等礼仪时出面。他们熟悉“六艺”知识和各种礼仪，号称“师儒”，其中有些人逐渐带徒授业，转化为私学的教师。
士是一个新兴的有强大生命力的阶层，各诸侯国的执政者从巩固自己统治权力的需要出发，争先“招贤纳士”。士在行动上有较大的自由，成为统治者竞相争夺的对象，于是兴起了养士与用士之风。如齐桓公“养游士八十人”，后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这说明重用游士对齐桓公建成霸业是起到了作用的。到了春秋末期，私门和公室争斗，公室养士，私门也争相养士。所谓公室，指的是各诸侯国的国君。所谓私门，指的是各诸侯国的大夫权豪之门。如鲁国执政大夫季昭子有权有势，他“养孔子之徒”，和孔子的学生商讨如何发展自己的势力，削弱鲁国国君的势力。到了战国，养士之风达到高潮。国君如秦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都一度“尊贤使能”，争取人才。卿相如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及秦相吕不韦等，养士都以千计。他们对士恭谨有礼。如信陵君结交隐士侯赢，侯赢当时的身份是大梁(魏国国都，今河南省开封市)夷门的一个看门者，信陵君以贵公子而任魏相，却随车骑从迎侯赢，并亲为侯赢执辔。平原君有一宾客(即养士)是个跛脚，平原君的爱妾在楼上望见大笑，跛脚先生大为生气，要求离去，平原君就斩了爱妾，亲自上门向跛脚先生道歉。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什么“富而好礼”，而是出于迫切的阶级需要。当时社会舆论已经用“士”的聚散来衡量一国政治的兴衰，对于这种情况，各国执政者都是很敏感的。所以有人说：“得士者存，失士者亡。”说明当时士的阶层，虽然无权无势，却能以一个新生的力量纵横于天下。这表明“士”已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他们即是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和第一代教师群。
养士之风盛行，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士既成为一种职业，而且身价很高，不少人以此作为进身的捷径，所以就争着学做士，纷纷入学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能“学而优则仕”，学了去做官。可以说，春秋末期私学的兴起及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在这种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在这样的条件下，私学自当很快向各地发展。如郑国的邓析办私学，讲的是自著的《竹刑》，专门教人打官司“学讼”。郑国的伯丰子也和邓析同时开办私学。鲁国的少正卯和孔子同时在鲁国办私学，传说少正卯的私学名声也很大，曾一度把孔子私学的学生吸引过去，出现过私学竞争的局面。到了春秋末期，私学日益兴盛，儒墨两家的私学，成为当时的“显学”，即著名的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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