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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私学十分发达，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两种：一为“蒙学”，二为“精舍”(或称“精庐”)。
蒙学即童蒙学习的地方，也称为“书馆”，教师称之为“书师”。学习内容主要是识字习字。东汉的教育家王充在他的《论衡·自纪》中说，在书馆学习的学童大约有百多人，先是识字，习字，每天要背诵千字以上。有的学童因字写得不好而挨打，有的因过失而受到指责。书馆所用的字书，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急就篇》，相传是西汉史游编撰的。今本《急就篇》共1244字。内容包括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方面的应用字，全文押韵，没有重复字，句子有七言、四言、三言等。既便于记诵，又切合实用。《急就篇》流传较广，是自汉到唐的主要识字课本。
精舍或精庐，相当于太学，由经师大儒教授。西汉时就已出现，东汉时更为兴盛，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汉代的大小官吏都要有点儒学知识，差不多都需要专门学一经。当时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籯〔ying 营〕，不如教子一经。”意思说，与其给儿子留下满箱的黄金钱财，不如教儿子通一经。一些经师鸿儒，受业弟子已达百人以上。如名儒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由于学生太多，不得不采用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的办法，这种弟子间转相授受的办法，非常流行，形成了以名儒讲诵为主弟子们转相授受为辅的教学方法。东汉时更是如此。学生不远千里万里，携带干粮来求名儒大师，经常有数千数百之众。那时学生有两种：一为“及门弟子”，是亲身来受教的；二为“著录弟子”，是把学生名字登录在有名望的大师门下，不亲自听教师讲授，是属挂名求学的，所以在有的大师门下，这样的弟子竟不下万人。
在私人精舍中，师生关系尤为亲密，学生对师长恭敬礼让，教师对学生十分关怀。有的教师每当得到赏赐时，就主动资助给贫寒弟子。有位教师名叫边韶，曾白天睡觉，学生私下笑他：“懒读书，但欲眠。”边韶听到以后，对答说：“但欲眠，思经事。”师生间可以互相开玩笑，可见气氛极为融洽。最令人感动的是，老师含冤被判罪，有学生上书诉冤以至请求代死的。如欧阳歙〔she 社〕下狱，他的学生礼震上书以求代死。虞诩〔xu 许〕下狱，他的学生100多人举着幡叩头流血为他诉冤，后被赦，沉冤终于昭雪。这种尊师爱生的感情是真挚的，成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史上的美谈。
汉代私学之所以兴盛，一方面是因为受国家“以经术取士”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私人讲学思想束缚较少。官学太学博士多专一经，墨守章句，少有撰述，而私人讲学常兼授数经。东汉经师，有的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还兼及天文、历法、算学、律学等知识的传授。如何休“善历算”，郑玄“通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东汉时，除经师私人讲儒经外，民间还有传授科学和技术的私学，如名医华佗以“刳〔ku 枯〕破”(外科手术)和针灸传授弟子。涪翁著《针经脉诊法》传于弟子。樊英、段翳、廖扶等精通星占、天文，皆传于弟子。东汉方技之术，虽多杂以迷信，但也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科学与人体科学的知识。
此外，汉代还有妇女讲学。《汉书》的作者班固(公元32—92年)之妹班昭(约公元49—约120年)，学识渊博，很有才华。东汉和帝时命令皇后及诸贵人以她为师，称呼她为“曹大家〔gu姑〕”(她是曹世叔之妻)。她不但懂经学，还通天文、数学。邓太后曾专门向她学习。班昭完成了班固未完成的《汉书》中的一部分——“八表和天文志”。书成后很受人们的重视，但很多人读不懂，汉章帝派马融(公元79—166年)等10人向她学习。她还著有《女诫》等书。还有蔡邕〔yong雍〕的女儿蔡文姬，博学多才，懂音乐。曹操从匈奴赎回了她，知她家藏书很多，想派10位官吏向她学习。后蔡文姬把她能记得的400多篇全部缮写出来，竟没有遗漏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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