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7 《爨宝子碑》

　　《瘗鹤铭》，传为梁陶弘景书，可能是梁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立。原刻在镇江焦山西麓石壁上。宋时被雷击，崩落江中，石碎为五。后移山上，现存30余字。其字势若飞动，气息萧远淡雅，举止爽落，气魄宏逸。楷书中的笔画体势，一切俱全了。

　　《吊比干文》，全称《孝文皇帝吊比干墓文》，北魏，可能为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刻，原石久佚，现存为宋元祐时重刻。或云崔浩所书。其字筋骨瘦劲，结体方正规矩。楷书有此刻石，固在立规绳楷则，虽其后学者不多，各有追求，但这应是正格。

　　《牛橛〔jue绝〕造像记》，全称《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亦称《长乐王造像》，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刻。在河南洛阳龙门山古阳洞北壁，是龙门造像名品之一。为龙门造像题记中纪年最早者，体方笔厚，结法茂密，而左右舒展，既工而又有变化。

　　《任城王妃李氏墓志》，全称《魏雍州刺史任城王妃李氏墓志铭》，亦称《元澄妃李氏墓志》，北魏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刻，1932年河南洛阳柿园村出土。其字用笔劲健犀利，结字活泼自然，精整遒美，隽永凝丽。

　　《元继妃石婉墓志》，全称《魏尚书江阳王次妃石夫人墓志铭》，北魏永平元年(公元452年)刻，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于河南洛阳张羊村出土。其字峭劲幽古，雅韵脱俗。虽然笔画出入漫散自然，不作雕饰，但情趣盎然。(图18)
　

　　图18 《石婉墓志》

　　《司马悦墓志》，北魏永平四年(公元455年)刻，1979年于河南孟县出土。其字笔画明洁，体势工稳雍容，怡人悦目，为典型北魏墓志的规范代表。

　　《郑文公下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传为郑道昭书，北魏永平四年刻。在山东掖县云峰山之东寒洞山，是一摩崖。历来以为此碑法最备、格最高，是楷书中具有典型性的代表。有人认为它是圆笔的典范，其实是只从拓片得来的印象，而非真正目睹原石的误断。细审原石字口，基本仍是方笔为主，因是摩崖，石面字口在于凹处，椎拓不能下陷，于是便成圆形，遂至贻误。在山东平度天柱山还有一通《郑文公上碑》，气格情趣略有差别，不知是否出于一人之手。通常所谓《郑文公》者皆指下碑而言。

　　《张猛龙碑》，全称《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立，碑在山东曲阜孔庙。其字方折清劲，流宕奇峭，潇洒古淡，隽永趣雅，论者以为是正体变态之宗，魏碑之极致。 自学者注意及此，多少书家都从此受到了启迪，然而能得其真谛者并无几人。 (图19)
　

　　图19 《张猛龙碑》

　　《张玄墓志》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又称《张黑女〔ru汝〕墓志》，北魏普泰元年(公元531年)刻。原石久佚，仅存一明拓孤本。翻刻本很多，均不能得其神韵。其字清俊飘逸，质拙锋秀，左右展翼，顾盼有姿。

　　《徂徕山文殊般若经》，是大字摩崖，在山东泰山南之徂徕山映佛岩，刻于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现经文已残泐〔le勒〕，仅存90余字。其字用笔舒展，自然浑厚，提按分明，铺毫酣畅，内藏筋骨，力在其中，宽博自如，静中有动，偃仰向背，前后相映。

　　《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石在山东宁阳水牛山，亦为北齐时刻。其字已不是元魏遗风，与隋唐之字已经息息相通，正是一种前导。 (图20)
　

　　图20 水牛山《文殊般若经》

　　《无量意经》，在河北武安鼓山响堂，亦北齐刻石。其字用笔秀劲净雅，看似单直，实则筋骨爽利，结字宽博宏伟。虽与《水牛山》摩崖有相似之处，然而净健过之。

　　楷书至隋已开始转化，正是从元魏向唐转化的过渡。隋碑之典型代表即《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立，碑在河北正定龙兴寺，故亦称《正定府龙兴寺碑》。其字淡远静谧，体势纯正，而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不可思议。因未署名，所以据书迹而有各种猜度，或说智永，或说永兴，但均乏确证。 (图21)
　

　　图21 《龙藏寺碑》

　　唐人书，有的字元魏体势犹存，笔法渐作新意，如《房山云居寺静琬题刻》(图22)及《等慈寺碑》。
　

　　图22 《房山云居寺静琬题刻》

　　初唐诸家的字则自隋而下，元魏之意已不甚明显，隋人之法确更彰显，虽严谨工整，但亦自有风采，各具特色，即使同出一人之手，书写时间不同，也有很大出入。《皇甫诞碑》虽也是欧阳询所书，但与《九成宫醴泉铭》大相径庭，清癯〔qu渠〕峭利，如斩钉截铁，更见险绝之势。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则静雅若处子，火气尽消，但秀娟而凝重，端庄而蕴藉。褚遂良的《阴符经》则气势古淡，散而不松，疏而含蓄，风致雍容(图23)。《阿毗〔pi 脾〕昙毗婆娑论卷第六十》是唐人写经的墨迹，虽不知经生姓氏，但其字严谨不苟，儒雅劲挺，修整自持，不失行次，极见法度。《多宝塔碑》与《麻姑仙坛记》皆出于颜真卿之手，但也大不相同(图24)。柳公权的《玄秘塔》又与颜真卿的宽博凝重不同，而以峭拔劲挺胜。 (图25)
　

　　图23 褚遂良《阴符经》
　

　　图24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
　

　　图25 柳公权《玄秘塔碑》

　　宋元时楷书除徽宗瘦金稍立新章外，当推由宋入元之赵孟頫，他把北魏及隋唐的楷法融纳一起，又糅入晋人清趣，形成了一种既中规入矩，又略带行书笔意的楷书，务求流美，也颇足立格。

　　明代文徵明的小楷取法晋唐，温纯精绝，愈晚愈追古致，似欹反正，深得逸趣。

　　入清以后，楷书较宋、明为盛，既有回归求碑者，又有人另辟新境。

　　金农曾自创一体，非隶非行，因为它起笔收笔均有交待，绝无了草苟且之处，只能以楷书相称，但饶有新意。

　　钱沣〔feng丰〕的楷书全宗颜真卿。固然鲁公碑碑有异，南园(钱沣的号)则取《多宝塔》之法度，《颜家庙》之凝重，《麻姑坛》之宽博，《勤礼碑》之格局，加强笔画力度，既守颜字之形神，又加以综合，虽取法于颜字，然非简单的承袭。

　　黄钺其人，鲜为人知，然其楷书亦有特色，写大字如作小楷，既有整体之气度，又有毫发之情趣，粗重而不板滞，秀雅而不纤弱。

　　包世臣倡导碑学，自己身体力行，向北魏诸碑探求消息，每取侧锋以追朴拙，然而却柔媚过之，疏松无力。

　　张裕钊的楷书自立风格，以欧阳询为体，将《张猛龙》融于其中，形成他里圆外方的特色，于劲健刚直中显出了秀朗之气。以其字入石，古朴工整，方正堂皇，颇为得体。(图26)
　

　　图26 张裕钊楷书

　　赵之谦的楷书宗法北碑，善于吸收、融会，更自辟蹊径，所以他的楷书结字法取魏碑，而用笔将唐之圆转并入元魏之方折，既得雅趣，又显锋颖。

　　清人之能作楷者，不止于此，而独具特色者，略如上述。

　　关于楷书，有人以为不见性情，没有艺术趣味可言，仅就以上所举，便可充分说明这是一种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