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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品要以优美的形式，传达意境深远的文字内容，在公共场合出现，供人欣赏。还必须注意：它的文字内容和书写风格，都应与使用场合和环境相适宜，而不能随心所欲、任笔为体。这也反映一个书家的学问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看他能否准确地把握生活对艺术的需求，创作出贴近生活的文字内容与书写风格和谐统一的、完美的艺术作品来。
文字内容的得当与否，常常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欣赏效果。比如我们在一所豪华的大酒店里看到大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作品，内容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不知是酒店主人的要求，还是书作者的选择，根据诗的含意，这应是一次矢誓诀死的酒会，而这里的酒谁还敢喝呢？显然，在这个场合挂这样的作品是很不妥当的。不管是有意还是巧合，都不合适。店主人有责任，书家也有责任。书家为什么不考虑这张作品的用处呢？在这种情况下，观者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这幅作品是怎样地好。不管他的字多好，也必须把它撤下来。如果这张字果然写得好，那么，表现力越强，就越不对头，越能吸引观者，越是在作反面宣传。
我们还看到过一对新婚青年夫妇的卧室里挂着一副“书法”贺礼，写的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令人哑然，哭笑不得。内容固是东坡名句，虽也“共婵娟”，但却是“千里”相共，岂不是新婚燕尔就让人家两地分居吗？所以作书者与欣赏者都不能不对文字内容问题给以足够的重视。文字内容与书作的统一和谐，相得益彰，才是好的、为人们所要求的作品。
文字内容一旦与场合氛围相违逆，就容易让人感到这位书家糊涂，好像在一些庄重的场合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文字内容如此，书写风格，也就是在什么场合下写什么风格的字，这也是得当与否的一个标准。
虽然有时书法作品的安置不由书作者决定，但既然有这个安置问题，作为书家便不能不考虑自己的作品将会安置的所在在决定写法时有所取舍。如用在一个庄严的所在，就应写得凝重一些；用在一个摩崖上，就不能写得轻浮纤细了；用在一个恬适的所在，就应写得秀雅一些；用在一个抒情的所在，就应写得奔放一些。否则，就难免不能中款。固然这不是书写问题，但牵涉到了书写的得体与否，书家便不能不考虑。
进一步看，文字内容与书写风格，既要结合为一幅作品，也一定有一个谐调的问题。这固然没有严格的规定，比如限定某一类文字内容，必须用某一种书法风格；但从古代书法家们书写的实践看，二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庄重的文字内容，在法书中往往以端庄、典雅的正书书写，而私家往来书札，则多以轻松流便的行草书书写。这就反映出，书写的文字内容、使用场合与书法风格三者之间，既已发生关系，就不能不作通盘的考虑。作为抒发情感的艺术，从原理上讲，书法的风格与文字内容的格调应该是相一致的，所谓“情动于中而发于外”，一个艺术家内心情感的涌动，势必从其艺术形式得到印证。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分析王羲之书作时指出：王羲之的书法之美“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不仅在于他融汇古今，而且也在于情感自然流露，致使笔调融洽)，他“写《乐毅》则情多怫〔fu 佛〕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yi 意〕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情感与文字内容相生发，又曲折地展示在点画振动、结构营造、篇章谋布上，最后统一成相互谐调的整体。因此，我们说，书法风格和文字内容之间，存在着内在相通的关系。豪放的苏轼词，如果能配以雄浑、激越的书法风格，则弥增气势；假使换成“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那样的婉约笔调，就不免让人感到方枘圆凿，作品的完美意境，肯定会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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