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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是殷商时期直到西周初期通行的一种字体，距今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因为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所以通称“甲骨文字”。
清光绪年间，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一带，农民在田间耕种，经常翻出许多已经石化了的龟甲和兽骨。这种骨化石能够入药治病，中医叫作“龙骨”。其中有许多骨片上刻有文字。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这种龙骨引起北京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的注意，开始大力搜寻。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投池殉难。王氏所收的甲骨转到了刘鹗手中，在罗振玉的支持下，1903年刘鹗出版了《铁云藏龟》。此书的问世，使甲骨文字很快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先后有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及书法等多种角度，对这些殷商资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因为出土于安阳，所以有“殷墟文字”之称，或叫作“殷契”。近年在洛阳、郑州、山西及陕西等地也有出土，所以，殷墟一词用之不妥。甲骨文的内容以占卜为主，故也有“卜辞”之说，但仍不尽切合，因为还有记事文字，所以，还是名为“甲骨文字”较为贴切。
从清光绪末年到现在，发掘收存的甲骨片已逾百万，单字数量约4500，其中经文字学家不懈努力，已有1500左右可以识读释义。可以断言，殷商甲骨文字是已经能适应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前一章我们所揭示的汉字的艺术素质，在甲骨文中已经得到了极其充分的展现。
甲骨文的书刻者，对甲骨文在形式上所显示的艺术素质，无疑有非常深刻的体悟，在书刻过程中，他们以此为基质，充分发挥自己杰出的创造才能，掀开了中国书法艺术史辉煌的开篇。
貌似简单而实则不易稳定的独体字，书刻得字字珠玑。字形或长或扁，或方或圆，或正或欹，似乎都只是随“象”赋形，而其实不然。每一个“象”都已转化为笔画的组合，大多以“形”是否和谐美观为最终标准。因此，同一字，在此可能简，在彼可能繁；同一物象，在此可能取其正面来造型，在彼则可能取其侧面来表现，或者，在此直立，在彼则仆卧……处处都显示出了超人的巧思。
合体字亦然。虽然偏旁、部首的位置、形状，已经大体成为定局，但是书刻者们总能依据实际需要作出合理的艺术构思上的调整。左右结构，或者以左倚右，或者以右迎左，或者左右互为依倚；上下结构，或上覆下，或下托上，或上下合抱；左中右、上中下、包围、半包围等等类型，也都时有变化的匠心。有时，为了美观的需要，在不影响字义的前提下，连结构类型也可以相互转化，如本为上中下结构，可以转为左中右，反之亦然；本为上下结构，可以转为左右结构，反之亦然；不一而足。后世在字形结构上的种种腾挪变化的艺术发挥，在甲骨文书刻者中都能找到始作俑者。
有人说，上述的种种变化，是甲骨文字还未完全成熟的表现。这固然是正理。但如果细心体察，艺术上的考虑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一点，结合章法来看会更清楚。由于骨、甲形状的限制，甲骨文多数纵向排列。为了整齐、美观，单字往往也呈纵长取势，横的方向不欲其展，纵的方向则不妨恣肆，虽然有时还不免错落，而大势却已甚严谨。字形的繁简、欹正、立卧，结构类型的调整转化，体势的依倚、相生，都不是随意所之、信手而致，应该看到也都是意有所属的。
在锲刻上，书刻者们也同样表现出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追求。虽然是在坚硬的甲、骨上运刀作书，而点、线竟毫不犹疑扭曲，都很劲健有力，绝非等闲可得，必是付出了艰苦的训练和陶铸的。条件简单，似乎不易展示个性，竟也不尽如此。在研习较深入的书家眼里，不同作者、不同时代，刀意迥然，或峭峻雄浑、刀意淋漓，或纤秀婉媚、冰清玉洁，或凝重挺健、严谨工稳，或荒率简陋、稚气可掬，又都能简洁古朴，绝不单调浮薄。
现在，研究者们已经可以通过字形、刀意来判断书刻者的时代先后、书风差异了，这绝不是后人的一厢情愿，也不仅仅是当时自然形成的格局，而一定是蕴含着书刻者们个人慧心的。
因此，我们不妨说，作为大、小二篆前身的甲骨文，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它无疑是后来书法发展中极其重要的基础。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书法家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甲骨文字”已经没有实际应用的价值，但殷商甲骨文遗迹作为一种法书，仍然是很珍贵的。甲骨文书法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专攻的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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