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文字曾经只是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被国家政府、帝王公卿所使用,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运用于庄重肃穆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下出现与使用的汉字,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都必须是正式的、规范的,也就是官方所认可的,因此可以把它视为正体。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粗具系统的最早的汉字正体,应该算是出现在商代中后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这些铭文虽然都很简短,有的只是族氏名称,也就是族徽,带有浓厚的图画性质(上文已有介绍),但都写(画)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体现着器物主人个人及整个氏族的尊严。在殷墟甲骨文的早期,即商王武丁时代,刻写的也大体是汉字的正体,有的学者曾用“壮伟宏放”四字来形容这种正体的整体风格。
这种正体,在青铜器铭文中保留得较为稳定,这是因为礼器多施于祭祀,用途比较隆重,而且要“子子孙孙永宝用”。甲骨文则有所不同,虽然也是宫廷乃至商王亲自所用,但使用时效短,占卜另外事项时就换用新的甲骨。由于多属“一次性使用”,而且占卜次数频繁,所以后来刻写人员就不免讲求便捷,在能被官方(商王)认可的范围内,能快就快一点,比如马、牛、羊等动物用字,只要保留它们各自的“区别性特征”,能认出即可,用不着过于细腻地描绘刻划,于是“马”字就由写成了,“牛”字从写成了,等等。这样,就出现了汉字正体的变体。
这种变体,往往出现在较为下层的书写汉字的人员手下,例如一般的史官、卜筮人员,相对于商王等最高统治者而言,他们是比较大众化的,因此叫做“俗”。所以出于他们手下的汉字正体的变体,也就称为俗体。
随着商王朝的逐渐衰落,殷墟甲骨文俗体化的倾向也逐渐明显。而相对于商王朝中央政府所在的殷墟,作为带有隶属关系的周原地方政权,虽然也使用甲骨文,却更加追求其刻写的简便快捷,形体方面也有不少变化,汉字的俗体化更有强化的趋势。
从汉字历史来看,俗体字往往可以取得正体字的地位。这通常依靠政治教化的力量。例如周王朝灭掉商王朝,取得中央政权后,王庭的礼器铭文上,就出现了不少原先只是见于周原甲骨文的形体。前面说过,小篆作为秦王朝官方的正体,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吸收了诸如“商鞅方升”铭文那样的民间俗体。
随着新的正体字的推广使用,新的俗体字又不断产生。例如战国文字相对于西周、春秋时期的金文,存在大量的可以视为当时俗体的汉字形体。
隶书,作为汉代的正体,是从秦代的俗体秦隶演变来的。楷书,作为后世直至今天广泛使用的正体,是从后期汉隶的俗体,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演变才定型的。在北魏碑铭之中,也有许多俗体字,有些并在行书、草书中得以保留。楷书在唐初成熟而成为正体后,在民间随即又有俗体字产生,例如19世纪末在甘肃敦煌发现的唐代民间文书中,就能看到不少俗体字。
所以正体、俗体的对立统一,彼此的消长转化,可以说是贯穿汉字发展史中的一条相当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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