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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经到北宋进入了它最繁荣的时期。现知北宋图经的数量大大超过隋唐。宋代将天下分为一府(首都开封府)十八路。南宋初史学家郑樵所著的《通志》，在《艺文略》“图经”条下，载有北宋图经的目录，一共1433卷，一府十八路的图经都是齐全的。
在我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学术空气比较自由活泼的时期，私人不得编史修志的禁令早已被突破。同时，经过隋唐五代几百年的编图经用图经，社会上下对图经的价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不但一些有文化有抱负的地方官，开始将修志作为一项地方文化事业来对待，而且许多文人学士认识到志书是一种很好的著作形式，通过它，可以向政府、向社会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学术见解，既能影响当代，又可以传之后世，所以愿意将他们的学识和才能贡献给地方志事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北宋的图经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质量上有了重大突破，从内容到体例都在从早期图经的旧框框中摆脱出来。
图经在质量上的突破，突出地表现在它开始挣脱古地理书传统范围的束缚，大量增加了历史和社会的内容，逐渐向兼记史地、统合古今的正式地方志过渡。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是体现这一转变的名著。
乐史是抚州宜黄(江西宜黄)人，一生志在研究历史地理。他曾长期担任史馆编修，得以阅读皇家档案和藏书，又做过多年地方官，获得很多亲身感受。《太平寰宇记》是一部全国总志，原有200卷，现存192卷。它的书名一语双关，既说明这部书编于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4年)，又表示对宋朝大一统“太平盛世”的赞颂。乐史在这部书中，除保留传统的地理类目外，增设了姓氏、人物、风俗等类；由人物又扩充到官爵、诗词、杂事；不仅参考了过去的地志、图经，对于正史、杂史以至小说笔记中的材料，只要靠得住，也都尽量采取，从而大大扩充了志书的容量。过去也有个别志书记载过人物或歌谣，那只是偶尔的昙花一现，不能形成普遍的气候。《太平寰宇记》却能将多方面的内容融会贯通，合理地综合组织起来，从此确立了历史、人物、艺文在志书中的地位，为以后修志树立了史、地、人、文并重的范例。《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它说：“后来方志必列入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乐)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显然认为它是方志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北宋另外两部著名的全国性志书，一是官修的《元丰九域志》，已如前述，基本上仍是传统的地理志；一是欧阳忞〔min民〕的《舆地广记》，着重记述政区的沿革和地名的变迁，只能算一部记载地理沿革的专志。而南宋流传到今天的两部总志，一是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一是祝穆的《方舆胜览》，都承袭了《太平寰宇记》有史有地有文的体裁。它们尤其重视记载古迹名胜，收进了大量咏赞地方风土的诗文。不过，这两部“总志”都只限于记述南宋的疆域，没有包括北方金国治理下的大片土地。
北宋的地区性图经有刻本传下来的，只有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朱长文是苏州人，因为有足疾，早年不肯出来谋官做，在家里筑了一所“乐圃坊”，读书著书，学问“名动京师”，以致经过苏州的士大夫都以不曾到过乐圃坊为耻。他非常熟悉当地掌故，地方官到任总要先登门拜访他，将政务上的疑难向他请教，他都能提出切实的富于建设性的意见。《吴郡图经续记》是一部苏州志，完成于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是续旧的《吴郡图经》而作的。在它的28个门类中，包含有学校、人物、事志、杂录等，当时人就很称赞它记事之全备。此外，还有一部《明州图经》(浙江宁波)，成书于北宋末的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问世不久即毁于兵火。但据看见过它的人说，它也有人物、古迹、释氏(佛教人物)、道流(道教人物)等类目，和《吴郡图经续记》很相似。由此可见，北宋的地区性图经，同样在悄悄地越过单纯地理书的边界，迈进了更为宽阔的社会和历史学的领域。
图经本来是以图为主，以文字说明为辅的。后来图经中需要说明的事情越来越多，文字部分就越来越详细，图则逐渐退居到次要地位。图又很容易丢失。无论什么时候，处理图画总是比处理文字要困难些，在传抄或翻刻图经的过程中，常有人只抄刻文字，而将图画舍弃。而且，古代的图轴幅很大，展开和折叠都麻烦，人们往往把“图”和“经”(文字说明)分开缮写，分别保存，所以，有些“图经”本身并没有图，一旦另行出版的图幅损坏或丢失，它却仍称为“图经”，就名不符实了。
于是，从北宋开始，“图经”这个名称也开始发生变化，逐渐被“志”所代替。北宋元丰年间官修的《九域图》，因为没有图而改称《九域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严州(浙江建德)几种志书的名称，更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的脉络。严州在宋代一共修志五次，前三次都称为图经，都失传了。第四次修于南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起初仍题名《严州图经》，后来被改称《新定志》，两个名称并存，说明这时候“图经”和“志”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没有区别。景定年间(公元1260—1264年)第五次再修，就径直称为《新定续志》了。
还可以举两个例子：南宋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罗鉴为新完成的《罗山志》(江西崇仁)写序，序中说，这次修志是“以祥符图经为祖”，而修成后却“名曰《罗山志》”。又，南宋人笔记《宾退录》卷四有这样的记载：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胥州重修图经，号《江乡志》”。都可以证明，在南宋人看来，“图经”和“志”是同一种东西。而且，以“志”的名称取代“图经”，显然是大势所趋。
北宋以“志”命名的志书，现在知道的只有20多种，比“图经”少得多。其中宋敏求的《长安志》(陕西西安)最受后人推崇。宋敏求做过宋朝的编修官，参与过《新唐书》等多部重要著作的编撰，自己家里藏书30000卷，本人的著述也很多。他还纂修过《河南志》(河南洛阳)20卷，可惜散失了。同时代的史学大家司马光曾为《河南志》写过一篇序，只有这篇序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称叹《长安志》和《河南志》内容的充实：“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市、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开篇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志书和《吴郡图经续记》都是学者的个人著作。作者渊博的学识和见闻，对于丰富志书的内容(特别是人文、社会方面的内容)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南宋，称为“图经”的志书数量锐减，“志”的数量猛增。现有名称可考的“志”有200多种，大大超过了“图经”。这200多种志书遍及南方各省，有郡志、州志、县志、都邑志，还有镇志。我国现存最早一部镇志《澉〔gan敢〕水志》(澉水是浙江海盐的一个镇)，就是南宋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纂修的。
南宋偏安于富庶的江南，100多年中环境相对安定，经济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加上修志制度日益完善，大多数志书由才学之士主纂，一些文人学士痛心于中原失陷，常将故国之思，兴亡之慨寓于修志之中；所以南宋的志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现存的20多种南宋志书中，不少是历来公认的名志。
南宋首都临安(浙江杭州)，曾在乾道、淳祐、咸淳年间三次修志，后人合称《临安三志》，都是宋志中的佼佼者。《(乾道)临安志》在现存南宋志书中是最古的一部。它也是现存最早的杭州地方志，后面的两部《临安志》都是以它为蓝本的。它的纂修者周淙曾两度任临安知府，关心农事，兴修水利，多有善政。原书有15卷，现存只有第一至三卷。《(淳祐)临安志》早年亡佚。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意外地在书市上发现了它的残抄本六卷，学者和藏书家们如获至宝，甚至赋诗相庆，欣吟“宋室江山存梗概，乡邦风物见繁华”；“真个苏杭闻见广，艺林佳话遍天涯。近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组从《永乐大典》残卷中，找到一篇陈仁玉写的《淳祐临安志序》，才确知这部官修方志原有52卷，分为12门99类，全文有“数十万言”。也才确知它的主纂者是陈仁玉。在现存的第五至十卷中，保存着它前、后两志中都没有的一些重要材料，所以不能因为篇帙不全就轻视它。《(咸淳)临安志》原有100卷，现存95卷，是三部志书中保存得最全的。它的纂修者潜说友，曾兼任过临安知府，很有能力，但因趋附奸相，后来作平江府(今苏州市)知府，元兵临城时又弃城先逃，被认为人品微不足道。但他编的这部志书，在现存宋志中是内容最详实的，而且体例完善，对于疑难问题或史料记载说法不一的，都加以考证，说明依据，对乾道、淳祐二志的记事多所订正，它的史料价值一直为学术界所公认。
此外，如高似孙的《剡录》(浙江嵊县)，在卷首立“县纪年”，这是县志设立编年大事记的开始；又在第五卷中收进晋人阮裕、王羲之、谢灵运等14人的著作目录和阮、王、谢的家谱目录，开地方志收本地人著作的先例；都很有新意。南宋的几种《四明志》(浙江宁波)、罗愿的《(淳熙)新安志》(安徽歙县)、杨潜的《(绍熙)云间志》(江苏松江)、范成大的《(绍定)吴郡志》(江苏苏州)、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江苏南京)等，也都有盛名。
两宋时期，图经、方志显然早已是地方官的得力助手。北宋政治家寇准晚年被贬官到雷州(广东海康)，刚到达州界，雷州的官吏已经在道旁拜迎，并且首先送上图经。南宋理宗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胡太初被调到汀州(福建长汀)做官，亲朋都说这个地方“僻远而难治”，他就在赴任之先，辗转找到曾在汀州做过官的人，要求借地方志看看。可见南宋地方官离任时，往往还要带走一部当地方志，留作以后参考。
我国方志学家张国淦在考察了早期方志的发展过程后总结说，隋唐以前，方志的门类“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而且是“分别单行，各自为书”。他认为：“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现代方志学家普遍认为，我国地方志到南宋基本定型。从此，中国地方志站到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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