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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翻到公元1368年。这一年正月，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八月，明朝的北伐军进占元大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出身于农民领袖的朱元璋刚刚坐上皇位，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全国百废待兴：行政机构要重建，户口要清理，田地要重新丈量，赋税要赶紧整顿……无数紧急的事等着办，他却没有忘记首先将修志提上日程。
明代曾经五次修总志，仅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31年中就修了三次。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诏令儒士：“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见《明史·艺文志》)到年底就完成了《大明志书》。但此书已失传了。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修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详记郡县的建置沿革；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修成《环宇通衢书》，专记全国的交通驿程。这三次修志，重点在地理和交通，看来是为了应付整理全国行政区划和建立有效的地方行政系统之急需。
认认真真地打算编一部高水平的总志，是从明成祖朱棣开始的。明成祖计划修一部《天下郡县志》，不但组成了以户部尚书夏元吉为首的规格相当高的工作班子，而且由礼部派遣官员，分路到全国诸郡县，去采访故实事迹和收集旧志。但是，由于明成祖去世，这个宏伟的计划没能完成。直到代宗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才在这个基础上编成了《寰宇通志》119卷，并颁行于天下。一年之后，发生了史书所谓的“英宗复辟”。因战败被蒙古瓦剌部俘去后来又放回的明英宗，趁他的弟弟代宗病危，发动政变，重新夺取了皇位，《寰宇通志》立即遭到全盘否定。英宗声称这部总志繁简失宜，去取不当，另行派人重修，并同样自称是继承明成祖的遗志。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又修成志书90卷。英宗亲自为它写序，并赐名《大明一统志》。它从内容、体裁到名称都明显地仿效《大元大一统志》。在明代这五部总志中，《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是影响比较大的两部。
明朝政府一面积极编纂总志，一面三令五申督促全国修志。中央督促省，省就督促府州县，因此，有明一代，各地修志蔚然成风。据统计，在明朝280多年中，广东的府州县接到皇帝诏旨或总督巡抚通令，要求纂修或报送志书的，可考的就有13次，平均约22年一次。各地修志要由地方长官主持，志书修成了由地方长官写序，既可以算做一种政绩，得到上司的嘉许，又可以扬名于后世，自然竞相从事，惟恐落后。当时，一个地方有没有志书，是有关本地声誉的事。如刘瑞《(正德)夔州府志序》说：从前路过夔州(四川奉节)的人，问起有没有志书，一说没有，都对夔州很藐视，把夔州看作“陋邦”。现在志书修成了，夔州从此有光彩了。可见修志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文化发达的标志。
到了明朝中叶，已经是“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沈庠《(正德)上元县志序》)。据统计，整个明代修志在3000种左右，现存的也约有1000多种。明代的13个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民间仍按元代的习惯称为省)都修了志书，而且绝大部分修过三次以上。四川、宁夏等都是从明代才开始有了省志。府州县志那就更多了，不但连僻远小县也大多有志，而且如浙江的萧山、杭州、江苏的六合、常熟，广东的潮阳等府县志书，都修过六七次。修过四五次的更是不计其数。
地方志这种文化形式，不仅在中国大地上牢牢扎下了根，甚至被传播到了隔海的日本。明朝末年，浙江余杭的文人陈元赟〔yun氲〕东渡日本，在那里定居下来。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日本传播中国的老庄哲学、公安派诗文、赵子昂派书法、制陶瓷的新技术和少林寺武术，并且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 日本元和三年(公元1623年)，陈元赟为长门藩主毛利辉元用汉文编写了一卷《长门国志》(今日本山口县)，这一志书的稿本现在还保存在山口县，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有的学者认为，以后日本陆续出现一些汉文志书，或许是受了它的影响呢。
明代志书不但数量增多，品种也在增加。新品种中比较重要的是边关志、都司志和卫所志。
明代的边境一直很紧张，北方有蒙古瓦剌部和鞑靼部的威胁，东南沿海不断受倭寇侵扰；到了后期，东北女真族建立的后金政权(清的前身)，更是对中原虎视眈眈。所以明朝政府极其重视边防。它在各省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作为地方最高军事机构，归京师的五军都督府统一指挥。在军事要地设卫，卫下设所，由都司统辖。又在边防重地设镇，在边镇和重要的关隘派驻重兵，构成一整套防御体系。有些地区，就由都司、卫、所兼管地方行政，不再另设省府州县。当时，即使是一般的志书，尤其是边境地区的志书，也都非常重视记载兵防，例如《(嘉靖)山西通志》，对山西各卫、所的驻军总数、兵力分布、武器配备等都有详细记录，军事方面的内容占了全志3/10。都司、卫所、边镇、关隘修的志书，当然更加侧重于武事，成为明志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
明代都司志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有前后几部《辽东志》。明朝撤销了元朝的辽阳行省，在这里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辽东志》便是由辽东都司主持修纂的。它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开始创修，完成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这是东北地区现存最早的志书。此后，在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几次续修。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李辅巡抚辽东时，看到旧志错讹脱落，已经没法读了，指示辽东都司再次重修，并改名为《全辽志》。这一系列志书，翔实地反映了明代边陲重地辽东的风貌。此外，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四“史部地理类存目”中，记有《陕西行都司志》12卷，据说它分为地理、建置、官师、兵防、岁计、人物六门，“简陋而不荒谬”，究竟原书是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了。
现存最早的卫所志是《(正德)金山卫志》(上海金山)。它一共六卷，分为上下两志，各三卷，而以上志主要记武备、兵防。此外知道名称的还有《(正德)天津三卫志》，这是天津最早的地方志，但后来因失火烧毁了书板而失传。此后又有《(万历)天津三卫志》、以及嘉靖、万历年间修的《西宁卫志》(青海西宁)等，可惜也都没能保存下来。
边关志中比较著名的，有孙继鲁的《(嘉靖)三关志》，记山西境内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王士翘的《(嘉靖)西关志》，记当时拱卫京西的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刘效祖的《(万历)四镇三关志》，详记蓟州、辽东、昌平、真保四个军事重镇和居庸关、紫荆关、山海关的建置、形胜、兵力、粮饷、职官、人物、防御工事等；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山海关，在明代曾五次修志(图6)。据《明史·郑晓传》记载，嘉靖初年，新进士郑晓做了兵部职方司的主事，天天研读旧存文档，“尽知天下阨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兵部尚书就嘱咐他编撰了一部《九边图志》，一时大家争相传抄。可见当时朝野人士对边事的关心和对这一类图书的迫切需求。
专志在明朝也兴盛起来，有山水志、书院志、陵墓志、名胜志等等。总之，到了明朝，地方志的类型已经基本齐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图6 《(嘉靖)山海关志》卷首的山海关至黄花镇驻兵图(部分)
为了使郡县志书尽量规范化，重要的内容不致于遗漏，明朝政府制订了一个《纂修志书凡例》，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最初颁布时是17条，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修订成为21条。它列出了志书应该包括的21项内容，如建置沿革、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物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寺观、古迹、人物、诗文等。对每一项内容必须记载什么，如何记载，都作了明确规定。例如“城池”，规定要记载什么时候兴建，什么人增筑，有碑文的要记下碑文，城楼、垛堞、吊桥都要有记录。“税粮”、“贡赋”、“户口”等，要求记载自前代到明洪武二十四年和永乐十年的情况，必须“详其数目”。这是我国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一个修志条例，明代的许多志书都是参照它来设置类目的。它对于提高地方志的整体水平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同时，明代有许多方志编纂人员在继续探索改进地方志的体例。有人根据孟子说的：“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在方志中只设土地、人民、政事三类，称为“三宝体”。例如《(嘉靖)醴泉县志》(陕西醴泉)和《(万历)湖州府志》(浙江吴兴)便是如此。有人认为当时一些地方志过于冗长繁琐，就反其道而行之，创设“简体方志”，如康海的《(正德)武功县志》(陕西武功)，只有3卷7篇2万多字；韩邦靖的《(正德)朝邑县志》(陕西大荔)更简单，只有5700字。它们的结构、记事、文采都很出色，不过毕竟太简单了，作为资料书就不能令人满意。此外，明代方志还有仿纪传体史书的，有采用编年体的，有仿政书体的，各有千秋。虽然有些尝试并不成功，但他们力求汲取其他著作的长处来丰富地方志的表现手法，对后人是有启发的。
方志学家们对明代志书的评价不太高，总的认为质量比较粗糙，反而不如宋元时期的佳作多。连它最重要的一部总志《大明一统志》也有不少错误、疏漏、自相矛盾之处，甚至有些地方句读不通，受到后人尖锐的批评。一般认为，明代学术界的风气比较粗疏，喜欢空发议论，不大愿意做切实的学问。这种学风，显然也波及了地方志。但是，全面来看，明代毕竟是地方志阔步前进的时期。明人修志，多数注意广搜博采，为我们保存了大量明代史料。他们留下的近千种地方志，以及他们在地方志编纂中的探索和创造，为古代方志走向全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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