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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科学技术有过灿烂辉煌的历史，曾经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只是最近二三百年才走了下坡路。封建时代的旧志，由于主要是“资治”之书，不太重视记载劳动者的发明创造。尽管如此，历代志书中仍然留下了不少有关科学技术的生动记录。
历代地方志大量记录了自然界的各种“异常”现象，如日月食、彗星、陨石、反常的气候、各种自然灾害、植物的变异和珍禽异兽等。古代的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这些现象，往往把它们看作上天向人类显示的凶兆或吉兆，记入地方志的“灾异”或“灾祥”类，同一些有迷信成分的无稽之谈混在一起。但以现代科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当时当地的观测记录，都是极为难得的科学资料。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曾根据几千种地方志和其他史籍，辑出太阳黑子、极光、陨石、日月食、超新星、彗星、流星及有关天文学的人物、著作、学说、机构、仪器等的记录一共几百万字，编成《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和《中国天文史料汇编》。有一段时间，中外学者对“太阳活动蒙德极小期”讨论很热烈。由于史书上缺乏1645——1715年太阳黑子的资料，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太阳活动实际停止了”。但是，从《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看，在我国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志中，这一时期太阳黑子的记录有12项之多，从而中国学者以充分的证据否定了“太阳活动停止”的错误论断。
地震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地方志中记载尤为详细。1954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建议整理地震史料，供选择厂矿地址参考。于是由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写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于1956年出版，1980年又加以核实补充成为《中国地震资料汇编》。它汇聚了公元前12世纪到1955年的1180次大地震的记录，其中可以断定为八级以上的地震有八次。内容这样丰富全备的地震史料巨著，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它所依据的8000多种文献中，地方志占了5600种。
方志记载地震，既有时间、地点，又有具体情状的描述。震前有前兆，震后有灾情统计。一次大的地震，波及的各处往往都有记载，如同当时派出了许多观察员在各地同时观察记录。如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556年1月23日)一次以陕西华州(今华县)为中心的大地震，有200多种州县志书作了记载。《(隆庆)华州志》卷一○记的是震中地区的情况：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晡时，觉地旋运，因而头晕，天昏惨。及夜半，月益无光，地反立，苑树如数扑地。忽西南如万车惊突，又如雷自地出，民惊溃，起者卧者皆失措，而垣屋无声皆倒坍矣。忽又见西南天裂，闪闪有光，忽又合之，而地在在皆陷裂，裂之大者，水出火出，怪不可状。……原阜旋移，地高下尽改故迹。后计压伤者数万人……”
湖北景陵县(今天门市)在这次地震时距震中较远，《(康熙)景陵县志》卷二所记该县感震的情景是：
“地震有声，自东北起西南去，房屋动摇，人民惊骇。”
即使在相距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根据这些记录全面考察这次地震，判断它的震中、震级、力度、范围等。
这1180大次地震的记录，为我国划分震区、规划国民经济建设布局及开展地震预报工作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地方志中其他有关地质和地理的记载，同样是科学工作者重要的资料之源。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大量利用方志资料研究古城的兴衰演变，总结出今内蒙古毛乌素沙漠由古代的农牧并茂变成沙漠的历史进程，对于了解沙漠地貌发育的规律，对于如何防风治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作出了贡献。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曾从方志中发掘素材，研究古代绍兴地区湖泊的兴废、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于农业的影响。1985年6月12日，长江三峡的新滩发生大滑坡。由于科技人员查阅过多种旧志的记载，经过科学的分析研究，基本上掌握了这个地区滑坡的规律和范围，对于这次滑坡的时间、地点作出了准确的预报，所以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所以地方志中有许多关于气象和自然灾害的记录。著名的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曾根据方志记载的植物分布及花开花落时间的变化，研究中国历代气候变化的规律。他的名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将5000年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其中之一就称为“方志时期”(公元1400—1900年)，即利用数量众多的明清方志，探讨明清两代500年中长江、黄河流域气候变动的情形。此后，中央气象局也曾据方志资料编成《近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变迁》、《五百年来我国旱、水灾资料》。山东、安徽等省都曾从志书中辑录汇编本省水、旱、风暴霜雪、蝗虫等自然灾害的记录。这些记录不仅是气象、水文等学科的珍贵研究资料，而且对我国防灾减灾工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四川省内江市1981年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洪灾过后，他们研究了市志委员会提供的历史上的洪灾记录，就决定调整市政建设的布局，改变了沿江建设的方案。
地理学家陈正祥在他的《中国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一文中说：“在过去数年间，国际学术界有好几个专门委员会，像农业气象委员会、粮食和农业组织以及土地利用委员会等，要求我提供中国蝗虫灾害分布的地图。但实际上，已往的中国并没有这种现成的地图。”怎么办呢？他就用八个月的工夫翻查了3000多种地方志，统计志书所载祭祀蝗虫的八蜡庙和祭祀驱蝗神的刘猛将军庙(有这些庙宇的地方当然是蝗灾严重的地方)，将它们一一标在地图上，作成《中国蝗神庙之分布图》。再结合志书上关于蝗灾的记载，来研究中国蝗灾的分布范围，并对这种分布状况作出科学的解说。他还用同样的方法，通过志书记载的雹神庙，研究我国雹灾的分布区域及分布规律。
地方志中关于生产技术和科学发明的记载比较零星分散，却往往是其他史籍中所没有的。记载最丰富的是农业和水利。几乎所有的志书都将水利列为重要内容，详细记述本地江河湖泊的利弊、井渠陂塘堰闸的分布和历代的治水措施。许多地方志详细记述了当地农作物的品种、耕作制度、耕作技术，有的附有农具及其使用方法的图解。《(民国)灵石县志》搜集了140条农谚，分成“耕地及施肥法”、“中耕及间苗法”、“占气候法”、“灌溉及除虫法”等10类，都是当地农民生产经验的总结。美国农林科学家施永格在20年代曾利用福建、广东一带地方志的记载研究柑桔的生长规律，取得显著成果。他发现方志中关于土壤和植物的记载对他的研究课题极为有用，就力倡美国国会图书馆搜集中国地方志，并在10多年中，自己也直接间接地帮助访购，由此奠定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中国地方志的基础。
地方志中还保留了许多民间创造发明的史料。如四川地方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合江人曹震在陕北创制“代漕陆舟”，行驶在榆林沙漠地带，效率远远高过畜力。苏州的地方志记载，明末苏州人孙云球善于制造光学仪器，用他做的“千里镜”在苏州城郊的虎丘远望苏州城里，楼台塔院好像就在面前，远处山峰的景色也都历历可见。据《(乾隆)丰润县志》记载，现在人们常用的折扇，原来出自高丽国，但是经过了河北丰润人的改进，才得以在中国普及。当时高丽贡使每年冬来春回，都要经过丰润，随从人员往往带些扇子来卖，但是由于做得粗劣，一般人不喜欢。后来丰润人仿照它的样式，用斑竹、云竹、棕竹做骨，请名家画上山水花鸟，于是“丰扇”风行一时。这一类记载，都足以补其他史籍之不足。
难怪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特别介绍了中国的地方志，并且引用另一位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的话说：“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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