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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常常变更，新的事物在不断出现，人物代代更替，户口、田亩、赋税年年都不同……，所以，编修地方志不可能一劳永逸；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资料陈旧过时了，方志就需要重修。历代中央政府为了能准确及时地掌握地方的情况，往往下达行政命令，要求全国各地编写新志。在天下太平的时候，一般隔几十年要重修一次。在灾荒或战争引起社会大变动以后，重修志书的要求就更为迫切。我国大多数地方都曾多次编修地方志。多的像江苏常熟，在明清两代曾修志20几次，平均不到30年就重修一次。
对于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编修的地方志，习惯上在方志的正式名称前标明纂修时代，以示区别。如浙江嵊县志，现存的就有：宋代的《(嘉定)剡录》10卷；明代的《(弘治)嵊县志》10卷、《(万历)嵊县志》13卷；清代的《(康熙)嵊县志》12卷、《(乾隆)嵊县志》18卷、《(道光)嵊县志》14卷、《(同治)嵊县志》26卷，以及1918年修，1932年又续修的《(民国)嵊县志》32卷。这样连续地编修地方志，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在我国已经形成一种可贵的传统。如果从隋唐时代各地要定期向中央编报图经(早期的地方志)算起，这个传统已经保持了一千多年。
编修新志的办法，可以是将旧志作基础而核实补充，也可以编续志，就是只收编上次地方志修成以后的新资料。不论用哪种办法，总是以反映从上一次修志到现在的情况为主。所以，地方志不仅有地区特色，还必然带着它诞生的那个时代的深深的印记。地方志的类目也总是随着历史的进展而不断增加或调整。例如，最早人们只知道从古典文献中去了解历史。宋代学者在史学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金石学，把历史研究的范围，从古典文献扩大到了古代的金石器物。从宋代开始，地方志才普遍有了“金石”、“碑记”这一类类目。河南安阳是殷朝故都，早已是著名的文物之乡，清朝末年又在这里发现了甲骨文，这个新的考古发现震惊了天下。《(民国)续安阳县志》就在“续金石录”之后，又增加了“甲骨文”一项，不但有关于殷墟文字的著作书目、甲骨文出土遗址的摄影和考证等等资料，而且还选择拓印了100多片甲骨卜辞，以反映这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明代边患严重，明志中“兵防”的内容就很突出。鸦片战争以后，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志书中就大量出现了有关对外交涉、租界、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的门类。
正因为每一部志书都以记录最近一段时间为主，时间近，就便于调查，便于核实，就能够记载得比较准确和详细，能够将许多可能转瞬即逝的材料保存下来。将同一地区一次又一次编修的地方志合起来看，就是一个完整的古今资料的总汇，可以连续考察一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将各地历代的方志合起来看，就可以连续考察整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其资料的丰富与完备，是任何其他著作无法相比的。
地方志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它成为极好的国情、省情、市情、县情教科书。从唐宋以后，新到任的地方官都要先找当地方志看。南宋哲学家朱熹曾做过南康军的知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军”是宋代行政区划的一种，和州、府平级)，到任的时候，下属官吏载酒相迎，他却首先问志书带来没有。清人编的《吏治悬镜》一书，讲到清朝官吏走马上任时要奉行32条“初规”，其中第三条就是“览志书”，以便了解当地的山川地理，租赋轻重等等，作为决定治理方针的参考。过去编的地方志尽管存在种种不足，由于它的资料详明，对于今天的革命和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1929年红军打开江西兴国县城，毛泽东同志住在县图书馆，有人去向他请示工作，见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兴国县志。到了瑞金，又请瞿秋白同志帮助找瑞金县志来读。1949年以后，他每到一地视察，总要开出一批书单向当地图书馆借阅，其中少不了的就是志书。地方志成为他了解各地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
千百年来，中国大地历尽沧桑。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殒落了，多少煊赫一时的皇朝消失了，中国地方志的编研工作却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日见兴旺发达，这和它的上述四大特点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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