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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文字尚不发达的上古时代，文化知识主要是靠老一代向下一代口耳相传。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古代社会里，生产周期长，技术性强，一般要到 一定年纪才能掌握相当的知识和技术。在政治与外交的复杂场面中，也只有一定年纪的人才能积累丰富的经验，并运用这些政治经验发挥巨大的作用。此外，有经验的老年人不但能够管束子弟，教导平民百姓，还可以做帝王的老师和顾问。由于尊老敬老具有安邦治国的意义，因此古代统治者把它纳入了礼仪制度之中，这种制度在周代的前、中期发展到了顶点，后代也大多沿袭。
“老”在古代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本族的长辈，二是泛指老年人。后者的起始标准或以50岁为开端(如《仪礼》)，或以60岁(如《周礼》)、70岁(如《管子》)为起始，略有出入，但都以10年为界隔分为几个层次。古人认为：“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礼记·内则》)因而周代规定，老人年50岁即养于乡，60岁养于国，70岁养于学。由于老人寿数渐少，故预先须为送终作准备，提前制作老衣，60岁老人以年为单位准备，70岁以季准备，80岁以月，90岁则要以日计算，天天都预备，只有被、褥、帽、带之类才在死后制作。就是在平常活动中，也以10年为单位区分等级。如举行乡饮酒礼时，“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古代食器)，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礼记·乡饮酒义》)
古代国君最隆重的尊老礼仪是三老五更礼。三老是国老(有德望、有爵位的老人)，五更是庶老(庶人及效忠国事而死者的父祖)，各选择德高望重、阅历丰富、精通世故，且已致仕(辞去官职)的一位老人担任。为何以“三”、“五”命名，古人有不同解释，其中之一认为：他们通晓三德(正直、刚、柔)五事(貌、言、视、听、思)，故称三老五更。三老五更礼各代的程序存在差异，但举其一例即可窥见大概。东汉明帝于永平二年(公元59年)曾率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大学。当时选定的三老是李躬，五更是桓荣。行礼之日，三老五更穿戴一新，三老还手拄玉杖，乘车进入大学，明帝亲自迎接，行肃拜礼。然后设宴，明帝亲手为三老摆桌子。席间明帝还捋袖割肉，劝吃劝喝，并伴奏周武王伐纣之乐烘托气氛。此外赐三老、五更各二千石俸禄，另有酒一石、肉40斤。魏晋时期，三老五更礼更为兴盛，尤其突出了三老五更以师道自居，训示皇帝的礼仪。唐代规定，每逢中秋吉辰，皇帝必须在太学举行奉养三老五更礼。这一礼仪直到明代才随着皇权的膨胀而被取消。举行三老五更礼，是古代统治者树立道德楷模的实践，对弘扬尊老养老的社会风气起到一定作用。
除了三老五更外，周代对其他高龄老人也设置专门机构，加以供养。《礼记·王制》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这里的庠、序、学、胶均为学宫名，实际类似于老年学校或敬老院。国中老人集中于此，依靠国家的物质支持，可以安享晚年。有虞氏、夏后氏等是否真如《礼记》所说集中奉养老人，尚待考证；但周代确实推行了养老制度。周天子之所以这样做，是认为“朝廷敬老则民作孝”(《礼记·坊记》)，故通过尊老推动孝悌，进而稳定社会秩序。每逢节庆及国中大事，周天子都要进行视学，即亲自到老人聚集的学宫举行春秋祭奠及养老之礼。其时不仅载歌载舞，向老人进献酒食，而且还亲切交谈，向老人请教施政方略。平时如果老人生病，还设有专职人员定期慰问，“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管子·入国》)。战国以后，周代的养老制度逐步遭到破坏，许多具体规定已难以实施，但这种集中赡养老人的作法并未绝迹。直到明代，还曾在各郡邑设养济院收养“孤老”，逢“改元或国有大典礼”就下诏收养“老病孤贫者”。特别是顺天府的宛平、大兴二县， 一次即收数百上千名，“每名口月给太仓米三斗，岁给甲字库布一匹”(《宛署杂记》卷十一)。
尊老不只限于对老人生活上的关照，还表现在达到一定年龄的老人可以享受免除赋税、徭役甚至刑罚的待遇。《礼记》的《王制》、《祭义》等篇规定，从50岁开始不服徭役(秦以后一般改为60岁)，80岁开始允许有一个儿子不服徭役，90岁以上则免除全家赋役。在法律上对老人也给予宽容，对于年至80、90高龄的“耄〔mao 贸〕”，“虽有罪，不加刑焉”(《礼记·曲礼上》)。由于古代“刑不上大夫”，所以这种规定实际上已把八九十岁的老者看作与大夫同 一等级的人了。
古代尊老还有一种王杖制度，即国君于每年秋季向境内老人赐予特制的手杖，称为王杖。老人可用此杖在行走时支撑身体，还能凭借此杖仲裁民事纠纷，惩罚不法乡民。可见，王杖是老人荣誉、地位和特权的象征。至于特权的大小，则依年龄的差别分为不同等级。《礼记·王制》云“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也就是说，50岁持杖只能在自家显示权威，60岁老人所持王杖在本乡范围有效，70岁持杖老人已在城邑中占据地位，80岁老人就可以持杖出入朝廷，发表意见了。年至90岁的老人，就是天子有事也不能召唤他了，而需亲自登门请教，并且要携带珍贵的礼物。西汉时期，曾专门颁布了《王杖诏书令》，规定每年仲秋之月，朝廷授王杖给70岁以上的老人，并哺以糜粥，对80岁以上的老人还另加赏赐。汉代的王杖长九尺，顶端雕有斑鸠形象，斑鸠为不噎之鸟，意谓老人不噎，安享天年。 自此之后，70岁的老人才具备持杖资格。《王杖诏书令》还规定了持杖老人享有多种社会特权，如社会地位相当于年俸六百石的地方官吏；侮辱或殴打持杖者要以大逆不道罪论斩；享受免除赋税、徭役的优厚待遇，等等。王杖制度主要行于汉代之前，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仪松弛，只有少数皇帝行王杖之礼，唐代之后王杖制度就逐渐消亡了。
长寿是每个人的愿望，而老寿星成批出现也被统治者视为当朝盛事，颇值宣扬。因而，在王杖礼废弛后，宋代又创设了宴千叟的礼仪，并在明清盛行一时。其具体程序是：国君谕令诸司布告一定年龄( 一般为7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约期在皇宫举行千叟宴。届日，伴随着中和韶乐，京官和众叟分列并进，于固定席位上相向而坐，行一叩礼，就位进茶；接着奉觞饮酒，年90以上的老人亲赴国君宝座前行跪拜礼，国君亲赐一卮〔zhi 支，酒器〕酒；再分赐食品，受赐者皆于座位上行一叩礼，表示感激；又赐群臣及众叟膳食佳肴，受者于座位上行一跪三叩礼；然后国君根据老人的年龄及德行分别给予赏赐；最后，众叟于宫门外行三拜九叩礼谢恩。由于千叟宴突出地显示了对老人的尊重，每当举行均引起社会轰动，有时还令地方官为老叟赴京提供车马，故每次参加者都逾千人。清代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康熙帝为庆祝大寿举行的千叟宴更是盛况空前。当时赴京的老人达4000多人，其中80岁以上的就有570余人。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在乾清宫举行的千叟宴，参加者亦达3000多人。千叟宴推动了民间尊老礼俗的流行，但每次均兴师动众，所费颇多，难以经常举行，清朝后期因战乱频仍，就逐渐废止了。
聚集千叟设宴庆贺规模盛大，非帝王难以施行；但仅为本家族老人贺寿，则既符合尊老规范，又很容易做到，故在老人生日“做寿”的礼俗在民间广为流行。做寿一般自50岁开始(50以前称“做生日”)，60岁或80岁以上的老者生日称“做大寿”。民间做寿大部分在家中，通常要设寿堂、燃寿烛、结寿彩。寿堂一般设在正厅，为拜寿之地。若寿星为老翁，堂上正面高悬红缎彩绣的“百寿图”(参见图6)或八仙图所拼的巨形“寿”。两边是寿联，内容多为“福临寿星门第，春驻年迈人家”；“觞飞瑶阶来仙祝，瑞霭锦屏见寿星”之类。正中供“寿星”(南极老人星)，或供“福”、“禄”、“寿”三星。案前陈设蜡烛、花筒、香炉等讲究延年的饰物。桌子上还供有寿桃、寿面、寿酒、寿点等物品。如给老妇做寿，则堂上正面悬挂彩色“五福(蝠)捧寿图”(参见图7)，正中供“麻姑(传说中的女仙，参见图8)”一尊，其他相同。做寿要宴请宾客，来贺者多执寿礼，其中以寿桃、寿幛、寿联为多。寿礼开始，寿星穿戴一新，依男左女右坐于堂中供案旁，接受亲友和晚辈的拜贺。拜寿照例是两揖三拜，晚辈行跪拜礼。如遇平辈拜寿，受贺者须起身请对方免礼。若晚辈中未成年的小儿叩拜，须给些赏钱。若受贺者尚有长辈健在，须让长辈坐在受贺席上。此外，凡直系亲属拜寿，在上午寿宴前进行。远亲或朋友则随来随拜。受贺者的晚辈须在寿堂两旁八字排开，对前来贺寿的跪拜者逐一还礼。行完拜礼后，摆设宴席，共同饮寿酒，吃寿面。之后，寿星还要携全家于寿堂祭祀“寿星”或“麻姑”。另外有的人家最后还要“点灯花”，即用 一批灯盘，每个灯盘上放一个用彩色灯花纸捻成的灯花，蘸上香油点燃。灯花的数目须同寿星岁数相同，一岁一盏，最后再增加两盏，谓之“本命年”一盏，“增寿年”一盏。然后由寿星上香，其儿女亲友依次跪拜行礼。最后，由拜寿的人们每人托一灯盘，列队“送驾”，称“送灯花”。至大门外，将“神码”、“敬神钱粮”等焚化，寿礼才告完成。
图6 百寿图
图7 五福捧寿图
图8 麻姑献寿图
总之，尊老养老，特别是孝敬本家族长辈老人，是儒学文化中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在古代社会颇为深入人心。就连《水浒》中那位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好汉李逵，在母亲面前也是比绵羊还要温顺的孝子。元朝有人曾搜集古代从虞舜、曾参、汉文帝，到丁兰、孟宗、黄庭坚等24人的孝行传说，编成《二十四孝图》一书，反映了古人孝敬的礼俗。《清稗类钞·孝友类》中也采录了许多为赡养父母而辞官，为侍奉老父而不嫁，以自身为质赎父亲之罪等等孝敬老人的事例。这种种孝行常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应有分析地加以批判，但其确实是古代社会礼教风俗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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