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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相信万物有灵，从原始社会以来就奉行多神崇拜。而且祖先崇拜一直是进入文明社会后各代统治者最重要的祭祀活动。这种文化环境，产生不了一霸天下的某个宗教或出现政教合一的情况。尤其自秦汉以后，已形成以皇帝为中心的集权式国家。维系这个国家的，是以祖先崇拜演化而来的“孝”作为中心的制度。一个社会成员，必须以三纲五常作为行动规范；而同时，社会流行的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又强烈地表达了对人的生活的留恋和对生的欢娱的追求。可以说，秦汉以后，人是现实中的人这一意识是十分明确的。佛教进入中国之时，正是面临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佛教是厌世的，是轻礼法的，它要求信徒遁入空门苦苦修行，以求来世得到好报。这些思想与中国社会现实水火不容。为能立住脚跟，佛教不得不放弃自己许多规矩，在生与死之间彷徨。由此产生的佛教艺术，也体现了这种矛盾性。这些，就决定了佛教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东西在这个国家生存。在汉代，佛是众神的一类，在佛教雕塑中，他们也的确是处于各种神仙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汉以后，虽然有的政权倡佛，有的政权反佛，但有一个总的趋势，就是佛教始终是一种附属于政权的教派。反映在佛教雕塑上，最有名的有北魏文帝造佛像“令如帝身”。又如唐武则天为自己取代李唐天下造舆论，伪造了《大云经》，称自己为弥勒佛转世，故在龙门石窟中大造弥勒像。按过去的格式，三世佛造像，以释迦牟尼为现在佛居中，燃灯佛为过去佛居左，弥勒佛为未来佛居右。但因为武则天之故，弥勒佛居中。武则天去世后，又恢复旧制，释迦居中，弥勒居边。这一中一边的变化，可看成一件逸闻趣事，但也为我们判断佛像的制作年代提供了根据。龙门石窟最有名的大卢舍那佛，是武则天捐资开凿的，据考证佛像就是根据武则天本人形象制作的。此像在秀美中又有一股英武之气，倒真有点像武则天其人。（图20）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批唐代佛教艺术的稀世珍品，其中有一件鎏金“奉真身菩萨”，是专为给唐懿宗祝寿所造。这种菩萨反映了皇帝转世的观念，本身就说明了佛教在中国的地位。又如宋太宗到开封大相国寺烧香时，问是否应当拜佛。高僧赞宁回答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这种吹捧皇帝、将皇帝当成现在佛的例子各朝各代均有。到了清代，发展到将乾隆皇帝直接塑为500阿罗汉中的一位，以及直呼慈禧太后为老佛爷，都是这一行为的极端表现。直接为皇帝或最高统治者服务，只是佛教的附属性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为以孝为中心的礼制服务。释迦牟尼成佛后收自己父母为信徒，他的父母要跪拜老师。出家人不拜父母，根据就在此。但这种形式完全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为中国文化所不容。早在东晋，高僧慧远著《佛儒合明论》就宣扬尊敬君王，孝顺父母。唐代佛教最盛，但律令明确规定僧尼见到父母必须跪拜。在政府这种严厉态度下，佛教只好放弃自己的一些教义和教规，服从政府管理。律宗高僧法慎说：“与人子言依于孝”；禅宗六祖慧能说：“恩则孝养父母”，都是尊重中国礼教的表现。姚合《送僧默然》的两句诗：“出家侍母前，至孝自通禅”，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出家与尽孝的关系。表现孝道的艺术形象，最典型的就是四川大足宝顶大佛湾石刻，于崖壁刻了一幅极为醒目的释迦牟尼为父抬棺送葬图以彰明孝道，又于此石刻像旁刻了《佛大方便报恩经》，叙述了佛家重孝的思想。在释迦抬棺的一边，有一组父母恩重的石刻。其中有怀胎、分娩、哺乳、推干就湿、离别父母等等艺术形象，从怀胎开始到长大成材，清楚地刻出了一个人得自父母的大恩大德的具体内容。这些石刻的位置都在视线最易看到的地方，充分表明了镌刻者要引人注意的良苦用心。
图20 大卢舍那佛石 唐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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