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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又引起了政治上变法与革新。这些变化促进了学术与文化的进步，造成了私人讲学与著述的出现。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私人讲学和私人著述的开创者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私人讲学与著述的产生，打破了官学对知识的垄断，打破了只有史官才能记言记事的陈规，到了战国时期出现儒、墨、道、名、法、阴阳等派别“百家争鸣”的局面。各个学派都聚众讲学，表达他们的主张与思想。儒家尚仁贵中主张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墨家主张兼爱非攻，法家主张严格法制，名家主张讲究名实，阴阳家主张观天象察四时，纵横家主张合纵连横。这些不同的学派继承前人文化的方式不外有二：一是师生相授，口耳相传；二是阅读先代典籍。先秦诸子根据个人的认识，发挥自己的见解，同时又需要用先辈和同辈诸子的思想学说来丰富自己，因而需要占有图书。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私人藏书首先在先秦各学派的学者中出现了。成语“学富五车”来源于《庄子·天下篇》中“惠施(公元前370—前300年)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又如墨子(公元前480年—前397年)，对古代圣贤非常推崇，言谈中常引《诗》、《书》及各国《春秋》。墨子周游各国时就带了大批书。史书记载墨子“有书三车”，显然，丰富的藏书为他掌握各家学说与主张提供了可能。《史记·苏秦列传》还讲了一个故事：苏秦在齐国学艺，并在外游历多年，试图说服各国君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结果落魄归来，受到家人的嘲讽。他十分伤感，搬出他的数十箱藏书，发愤攻读一年，总结出了他的合纵理论。最后佩六国相印，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以上史实说明，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批判别人的思想，争取自身的社会地位，先秦诸子基本上都注意自己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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