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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体例，屡有变化，有人经过比较研究，提出按谱主的不同身份而采取不同体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如为学者编谱，那就需要搜求谱主著作中的要旨，进行分析研究，并广泛地吸取与谱主有关学者的论述，加以“曲畅旁通”，提出个人独立见解，以显示谱主所处时代的思想学说的沿革。
二、如为达官显宦编谱，那就应该比较详尽地罗致谱主的重要宦迹，并辑入重要的奏疏和谕旨，以补充国史记载的不完备。
三、如后学为前贤编谱，应尽量将谱主专集中的论著纳入谱中，若感还有不足，则可补充最亲近人专集中可采取的内容，以作订正其他记载中的舛误处。
四、对于谱主评论友朋的言词，可以不必回避而记于谱中所涉及友朋的卒年之下。这样既能考见谱主的见解，又能反映特定时代的思想倾向。
这四种情况并没有更多的歧异与争论。对年谱体例争议最集中的问题是繁与简的问题，有人主张年谱取材宜简，不应“夸多斗靡”(宗稷辰《黄炳<黄黎洲先生年谱>跋》)，另有人则主张应“不避繁琐，详为节录”(王永祥《焦里堂先生年谱》凡例)，甚者认为“夫谱之不详与无谱等”(清戴钧衡《望溪先生年谱》序)。繁简之争的起因是因为繁者往往失之于芜杂，而简者又多有疏漏，所以各持一端，互攻其失，这实在是没有必要的争议，因为是繁是简，完全应该根据谱主事迹繁简和年谱刊行形式而定。梁启超曾提出“附见年谱须简切”，“独立的年谱须宏博”的说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是以刊行形式为据而界定，不失为一种通达之见。
年谱的编制体例有通谱、专谱、合谱之别。它们有共同的体例内容，也有不同的侧重。
(1) 通谱
这是对谱主一生各方面进行综合性叙述的谱例。它包括如下内容：
谱主的字号、里贯、生卒和得年；
谱主的科名、仕历或经历和功业；
谱主的创作成就和学术造诣；
谱主的交游及有关人物的生卒和简况；
谱主的家事以及所受恩宠与哀荣；
当代大事及附录。
各谱按谱主的不同情况，对上述各项或者包括全部，或者缺略某些项。
(2)专谱
专谱与通谱的综合叙述不同，它是只就谱主某一方面的事业成就或某一时期的活动专门记述的年谱，谱主其他方面活动与中心事业或特定时期无关则概不阑入，或仅简略提到而已。
专谱之体大约起于宋程俱所编《韩文公历官记》，此谱以记韩愈官历为主，略涉及其文学。宋赵子栎有《杜工部诗谱》，以记杜甫诗作为主。清嘉道时校勘学家钱泰吉自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至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间任海宁训导27年，因为职务比较清闲，每天以校书为主要生活内容，并在所校各书的后面写下自己的校记。他的门人唐兆榴根据这些文字为谱主编写了以校书活动为中心的专谱——《可读书斋校书谱》。这一专谱既可以看到谱主一生精力之所在，又因谱中著录了谱主校书时所引据的各种不同版本，对版本目录学的研究也提供了参考资料。清末目录学家耿文光一生贩书、藏书、校书、读书。他自编的《苕溪渔隐读书谱》就是把“校书之法、读书之记、藏书之目，合而为一者也”。有的专谱选择谱主一生事业中的一个方面为叙述中心，如清康熙时著名画家高凤翰以诗画驰名当时，但他另一爱好是治砚，一生蓄砚千余方，咸丰时的钱侍辰专门以高氏制砚、刻砚活动为主编成《高南阜先生砚史年谱》这一专谱。乾嘉时浙江僧人达受，虽潜心于佛学，但他更爱好金石书画，尤其精于鉴赏，与当时一些金石书画家也多有来往，所以60岁后就自记60年来过眼的金石书画及拓片题跋，按年记述，编成《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二卷，清代金石学家吴式芬为此谱写序时说此书“既可作上人之年谱观，亦可作上人之访碑录观”，有助于金石书画的考订。
专谱还有以谱主某一时期活动为中心而编写的体例，如罗尔纲等编的《(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年谱》，专记谱主起义前的行事。鲁迅的不同时期都有专谱，如日人猪俣〔yu雨〕庄八编的《鲁迅日本留学时代年谱》、陈潄渝编的《鲁迅在北京时期活动年表》等。
有的专谱是采用表谱体裁直接命名年表的，如近人孙文青为西汉科学家张衡编的《张衡著述年表》、朱羲胄为译作家林纾〔shu书〕编的《春觉斋著述年表》、方豪为宗教家马相伯编的《马相伯先生在教事迹年表》等等。
这类专谱对专门学术领域和谱主某一时期活动的研讨，较之一般通谱尤为有用，这是年谱中值得发展的一种体例。
(3)合谱
合谱与合刊不同。合刊是一种流通形式，是把几种内容性质接近的年谱合在一起刊行流传，每人仍保持单谱的地位，分刊仍可单行；合谱则是一种编纂体例，是把有关人物写成一个谱，无法单行。最早的合谱是把宋代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合写成《三苏先生年谱》，可惜此谱失传。元李道谦合丘处机等七位道士而编成《七真年谱》，是现存最早的合谱。清人林春溥编的《孔门师弟年表》是以孔子为主，联同孔门弟子21人，合为师生一编。乾嘉时金石家翁方纲自编《翁氏家事略记》即始于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简记家世世系，成为翁氏家族的合谱。
近人编制合谱较前有所发展，并且有不同的合谱方式：
有父子合谱的，如刘盼遂为乾嘉时汉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合编《(高邮)王氏父子年谱》，以父为主，以子为附，子于出生时起附入父谱，并以低一格注明附字再叙事。其他如钱穆为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合编《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夏承焘为词人李璟、李煜父子合编《南唐二主年谱》等。
有夫妇合谱的，如许维遹〔yu玉〕为乾嘉时经学家郝懿行、王照圆夫妇合编《郝兰皋夫妇年谱》。此谱以郝懿行为主，间及王照圆事迹，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 (郝懿行七岁)条下始附入《继配王安人瑞玉年谱》，但于郝的卒年，谱即告终，而王氏尚存世近20年。其不续编王谱的理由是，自郝氏去世后，王氏便回家乡居住，“事迹萧沈，无从稽考”，所以合谱便结束在郝懿行卒年。其他如黄盛璋所编《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记宋代金石家赵明诚与女词人李清照夫妇事迹。
有家族人物的合谱，如《庐江钱氏年谱》便是自元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庐江钱氏始祖起，至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止的全家合谱，始编于钱仪吉，而由钱骏祥续编，前后跨度达500余年之久。
有将从事共同事业者合编于一谱的，如《范西屏施定盦(庵)二先生年谱》就是将雍乾时期两位著名棋手编为一谱。此谱采用表体，表分四栏：首记年次，次记干支，再次记谱主行事，末记资料，均为弈棋之事，内容简略而便于翻检。方壮猷〔you油〕所编《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即为《续资治通鉴长编》撰者李焘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撰者李心传二人的合谱。
近代学者梁启超很提倡合谱，他认为：“从前有许多人同在一个环境，同做一种事业，与其替他们各做一部年谱，不如并成一部，可以省了许多笔墨和读者的精神。”(《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这是有一定见地的。当然，合谱必须具备适合的条件，如亲密关系和共同事业等等。不过，具备这种条件的终究是少数，所以合谱在年谱中为数远不如通谱、专谱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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