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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后周皇权，建立北宋王朝。面对当时严竣形势，他心存猜忌，为防微杜渐，政治上他集大权于己身。削弱将相大臣权力，并使其互相牵制；削弱州郡权力，废官用吏。经济大权，更是操于皇上一人。采取这些措施，一时赢得政局稳定，但从长远看，并未能巩固政权。
从两宋政治状况看，历代君主权贵，只求太平无事，上下相安，尽力缓解社会矛盾，安抚平息民众反抗。对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偏向保守一方。如对王安石变法，先支持，后淡化，终取消。高宗贪生怕死，心怀鬼胎，与奸臣秦桧狼狈为奸，不惜卖国投降，以求自保。还不顾国家安危，纸醉金迷，“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孝宗实行一些改良措施，缓解已有矛盾。以后是一代不如一代，君懦臣贪，上下荒纵，朝欢暮乐，“灯火荧煌天不夜，笙歌嘈杂地长春”，乃是最佳写照。朝廷还加紧搜括，以补财政不足。理宗后期，生灵涂炭，怨声载道。不久，南宋便被蒙古大军灭亡。
从对外关系看。赵宋是历代王朝中最弱的朝代。在300年中，不断受到强邻辽(契丹)、西夏、金(女真)和蒙古的攻击。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与辽国订立屈辱的“澶渊之盟”，以后年年向辽进贡“岁币”。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增加纳贡数额。两年后，又承诺对西夏的“岁赐”条件。嗣后对金对蒙古都有岁贡。两宋对这些强邻，一贯是屈辱乞活，求哀告饶，称臣称孙，恬不知耻。这些长年的沉重负担，都对两宋货币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保证皇室安全和巩固中央集权，两宋重视发展经济和强化币制。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较快发展，一度达到新的高峰。但在各个阶段有所不同，北宋前期和南宋孝宗年间(公元1163—1189年)情况较好，两宋末年均较差。其货币情况也是这样。就地区比较，以太湖为中心的江浙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其次是川蜀和两湖，北方较差。在两宋末期战乱中，有些地方变得一片荒凉。
两宋的经济发展对其货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业精耕细作地区丰收引起对货币大量需求。宋代农业生产比汉唐增加二倍多，但人口增加不到二倍。在发展农业时，着重发展粮食生产。“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为吴越闽蜀，其亩之所出视他州辄数倍。”(秦观《淮海集·财用(下)》卷十五)，这里所指，即今江南、浙闽、两湖、川蜀地区。这些丰产地区都采用精耕细作式的集约经营。如两浙路就用配置先进耕具劙〔li离〕刀的曲辕犁，并靠先进农具、技术和勤奋夺取高产，不仅自给有余，上市供应，还承担年供宫廷粮食数百万石。二是发展商品化农业生产。在精耕细作地区出现经济作物和农业商品化，形成若干农业分支，如种茶、养蚕、种甘蔗、植果树、种药材、种蔬菜、发展水产等等。按照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这种商业化农业生产迅速向纵深发展，使这些地区人口更加集中，商品交换更加发展。三是农产品商品化促进手工业全面展开。宋代的陶瓷、丝绸、刺绣、造纸、印刷、雕刻、炼钢、金银铜铁器饰等在当时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档产品，很受各国欢迎。其他行业还很多。这些手工业和商业又不断形成新的分支，如神宗时临安就有414行，每行又有许多小分支。四是手工业专业化促进商品构成地方专业化。各地区利用本地优势大量发展地方名牌产品参加商业竞争。如蜀锦、东绢、端砚、吴纸、浙漆、白瓷、青瓷、建州茶等等，各具特色，名气很大，在商场上起带头作用，促进地区间商品交换不断扩大。这就引发出多种商品和大量货币向全国城乡蔓延，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领域，也引发出许多有关生产和流通的问题。自北宋晚期以后，货币方面的问题特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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