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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的这次会试，康有为考中了进士，授官工部主事。他又连续两次上书皇帝，再次重申自强雪耻之策。光绪帝阅后，没有作出反应。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十一月，德国一手制造了“胶州湾事件”。康有为再度呈《上清帝第五书》，强调了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和民间百姓“斩木揭竿”的形势，呼吁光绪帝“及时发愤，革旧图新”，变法自强，否则，中国就会继土耳其、高丽、安南、波兰之后亡国。希望光绪皇帝能效仿俄、日两国变法，并推荐了汉译本《泰西新史揽要》和他自己所著《日本变政考》作为参考书。然而，工部尚书松溎不与转呈。因“第五书”言词剀〔kai凯〕切，京师一时传抄，颇得士大夫们的赞许。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正月，光绪帝派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大员在总理衙门召见了康有为，听取他的变法主张。实际上这是康有为同李鸿章、荣禄等人围绕着要不要变法、怎样变法的一场论战。翁同龢是同情和支持维新派的。光绪帝听了他的报告，下令将康有为的奏章“即日呈递，无许阻格”。此后，他同光绪皇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接着，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拟定了变法的原则：“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提出了当务之急要办的三件事：(1)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倾听天下舆论，取万国良法；(2)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20人参与其事，将一切政治制度重新商定；(3)许天下人上书言事。康有为的意见，光绪皇帝非常赏识，并采纳了他的建议。维新派很受鼓舞，又联络在京人士成立了许多区域性的群众组织。此外，康有为同御史李盛铎还共同倡建了保国会，这是维新派发动和组织的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团体，它有力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
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11日)，光绪帝不顾顽固派的阻挠，下《定国是诏》，宣布实行变法，将国家施政方针晓谕天下。新政从即日开端，到八月初六日(公历9月21日)慈禧后党发动政变，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叫“戊戌变法”。这是维新运动发展的高潮时期。《定国是诏》颁布5日后，光绪帝第一次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许他专折奏事。这时，康有为的学生及同仁也相继被任命为皇帝的近臣，像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任职四品衔军机章京，人称“军机四卿”。维新派进入国家上层机关供职，又能直接面见皇帝，这对变法的实行是非常有利的。
在维新的103天里，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先后颁布新政“上谕”300余道。这些改革诏令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方面，提倡民办工商业，振兴农政，开矿业，修铁路，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四月二十四日，新政伊始，就下令各省总督巡抚在省会“妥速筹办”商务局，选派殷实的绅商经理，并且详定章程。(《戊戌变法》第二册《上谕》第四十七条)后来又两次下令督促速办，特别强调在江河沿海一带设厂兴工。“农务是富国根本，亟宜振兴”，要“兼采中西各法”(同上《上谕》第七十一条)。颁发《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鼓励绅民振兴农政，做到“以农为体，以工商为用”。七月初五日，设立农工商总局，地方上建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办农报。同时，在京师成立矿务铁路总局，特派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二人专司开矿筑路。动工修建芦汉、粤汉、宁沪等铁路。
(二)军事方面，命令各省陆军改练洋操，以新法练军，裁并地方军兵，力行保甲，加强军事力量。五月一日，光绪帝批准江南道监察御史曾宗彦的奏请，令各省精练陆军，一律改治洋操，所选教习北省勇队著由新建陆军分往教练，南省则由自强军酌拔。不久，又命参用西洋法练兵，将八旗汉军营、藤牌营等改习洋枪，用新法操练。五月二十七日，谕令各省将军、总督和巡抚切实裁兵，整饬保甲制度，以辅兵力不足。
(三)文教方面，兴办教育，设立专门学堂及大、中、小学堂，废除八股文，诏举经济特科，广为编译西方新书，造就各类新型人才。大力兴办教育是新政的一大特点。五月初二日，下令在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十五日，开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派大臣孙家鼐管理。各地书院都改为兼学中西学的学校，省开高等学堂，府开中学，县开小学，奖励绅民办学。地方上的义学、社学也要中西学兼习，还下令将各省书院淫祠改为学堂。“庶几风气遍开，人无不学，学无不实”(《戊戌变法》第二册，《上谕》第八十二条)。在兴学的同时，改革了科举制度。五月初五日，针对八股文的弊病，诏令从下科开始，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后又指出，嗣后一切考试，毋用五言八韵诗，“均以讲求实学实教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一)。为了适应维新运动的深入，杨深秀、李盛铎先后奏请开馆译书。五月十日，批准将梁启超在上海所设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先译各国政法史传等书，后及兵医农工矿等学。各省学堂也要广为编译西洋农务诸书。
(四)政治方面，选拔推动新政的人才，裁减闲置机构和闲杂官员，鼓励官民议政，以便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局面。推行新政，就要培养和选拔人才，诏定国是的当天，光绪帝命各省督抚酌情保举品学端正、通达时务的人才。四月二十四日，命从王公贝勒中挑选留心时事、志趣向上的人游历考察各国。五月二十五日，令举经济特科，各省长官保荐人才。又命各省从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派赴日本留学，多方造就通达时务的干才。七月二十四日，光绪帝降诏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等地方官员。士民有上书言事的，赴都察院呈递。七月十七日，又谕军机大臣等，遇有士民上书，都察院即将原封进呈，毋庸拆阅。这样就给低级官吏和普通士民一定限度发表言论的机会。
“百日维新”所制定的除旧布新的措施尽管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实施，但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毕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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