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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相互交往的方式，它既用于传达事物，也用于交流感情。文明的语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礼仪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又是礼貌的重要体现。这在人们的相互称谓，即称呼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谦称自己，敬称对方。
使用谦称来称呼自己，实际表现了说话者的谦逊和修养，也是对对方的尊敬。而出言不逊，大言不惭，则被视为无礼、轻浮，缺乏修养。古人常用的谦称词有：愚、鄙、敝、卑、窃、仆等。这些词都含有愚笨、涉世不深、阅历较浅、无知的意思。使用这些词时，当然并非自己真的无知，而是以说话者的自谦来提高对方的身份。如自称为愚兄、鄙人、敝人、卑人等；发表自己的观点时，称愚意、愚见、鄙意、鄙见等。窃和仆还有一层表示自己地位卑微的意思。窃，有私下、私自之意，使用它一般常带有冒失、唐突的含义，如窃闻、窃见、窃笑等；仆，又有仆从、仆人之意，使用时多含有愿为对方效力、服务之意。读书人或文人自谦时，除使用小生、晚学、晚生等词以表示自己是新学后进之辈外，也常用不才、不佞、不肖等词来谦指自己没有才能或才识平庸。官吏一般多自谦称作下官、小官、末官、小吏等。古人坐席，尊长在上，晚辈或地位稍低者就自称在下。而有一定身份的人则自谦小可，意思是不足挂齿。老人自谦时，常使用老朽、老夫、老汉等词，以表示自己已进入暮年，衰老无用。此外还常使用老拙一词，更带有年迈、笨拙之意。中国古代使用的自谦词，数量很大。各种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都使用这些自谦词，所以中国社会一直保持着谦逊文明的风尚，中国人也因此具有谦虚勤学的风度。
“朕”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是皇帝的专用自称词。但在秦朝建立前，使用“朕”字并不表示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显赫尊贵的身份，屈原的《离骚》中便有“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样的词句，朕在此仅是一个自称词，“朕，身也”(《尔雅·释诂》)。只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以皇帝自居，遂将“朕”作为自己的专用代称，才使之成为显示皇帝权势的标志。尽管如此，古代的帝王们在自称上仍不乏谦逊之词，即使是在与臣下的谈话中，经常使用孤、寡之类的谦称。孤，又称孤家；寡，也称寡人。孤家、寡人二词都带有缺少德行之意，即指自己为少德之人。“不谷”也是帝王君主常用的一个自谦词。谷，作为一种粮食作物，用于养人，而引申为善的意思。不谷，则是喻指自己不能像谷一样，供养人们，再引申则是说自己是不高明的人，或不能以德待人。
在谦称自己的同时，古人又以敬称来称呼对方。敬称多带有敬重、敬仰、颂扬的感情色彩。古人常把品格高尚、智慧超群的人才称为“圣”，如孔子被称为孔圣人，孟子被称为亚圣(意指仅次于圣人的人)。到后来又专门用于帝王，称皇帝为圣上、圣驾，甚至与他相关的事物都被冠以“圣”字，如皇帝的谕旨又称为圣旨、圣谕。皇帝还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即“万岁”，然而“万岁”一词原是古人饮酒庆贺及祝寿的欢呼语，带有浓厚的祝愿之意，而且不分上下贵贱，均可使用。但有了皇帝以后，群臣多于朝廷中欢呼“万岁”，以示对他的祝愿，于是这个词逐渐演变为对皇帝的一种敬称，而其他人则不能再使用了。皇帝既然是“万岁”，那么皇帝所封的诸王则被人们敬称为“千岁”。在皇帝专用的敬称中，还有一个“驾”字。驾，本是指皇帝的乘舆(载人的车)。古人认为，天子应以四海为家，不以宫室为固定的居所，应该乘车巡行天下，因此“驾”字便被借用来尊称帝王，如圣驾、尊驾；就是皇帝死去，也要叫宴驾、驾崩。
在中国历史上诸多的敬称词中，陛下、殿下、阁下、麾下、足下等词是使用最为普遍的。“秦汉以来，于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将军言麾下，使者称节下、毂[gu谷]下，二千石长史言阁下，通类相与言足下。”(段成式《酉阳杂俎》)陛，原指宫殿的台阶，蔡邕在《独断》中写道：“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意思是说，陛，即台阶，是进入廷殿的必经之路。皇帝每次升殿(进入大殿)，必定要派可靠的大臣手持兵器站在陛的旁边，以防发生意外。群臣向帝王上言时，“不敢直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也就是说，“陛下”的原意是指站于陛下，进而又以地位低卑转指帝王的高尊，成为对帝王的敬称。“殿下”与“陛下”一样，也是因在殿堂接见群臣而得此称，但“殿下”通常是用于敬称皇太子和诸王，有些朝代也用“殿下”敬称皇太后、皇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曾一度用来称谓过皇帝。“阁下”一词，是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的一种敬称。阁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建筑，有阁的人家无疑是王公贵族、达官贵人，这些权贵手下的属官、属吏便以自身之卑，反过来敬称阁中之人为“阁下”。不过“阁下”称谓的使用范围比较宽，也没有严格的限制，除去有社会地位的人之外，一般在表示对对方尊敬之意时，都可以使用这个敬称。随着历史的发展，“陛下”、“阁下”二个敬称词在使用上约定俗成，逐渐规范化。凡敬称帝王君主时用“陛下”，而敬称行政长官时，用“阁下”。麾，是古代用于指挥军队的旗帜，以此象征或代表主将、主帅。“麾下”，则是部下、部属对主将、主帅的一种敬称。
“足下”一词的源出，至今尚未考证出结果，但有一说，“足下”的称谓始于春秋时期一位叫介子推(又记为介之推、介推)的故事。介子推是晋国的一位隐士。晋献公在位时，十分宠爱骊姬。后来骊姬生下一个儿子奚齐，为了能册立他为太子，骊姬大耍阴谋，散布谗言害死已册立的太子申生，并将其他公子逼出宫外，其中有重耳。重耳在外流亡长达19年，他的舅父狐偃和介子推等人始终陪伴着他，历尽艰辛，患难与共。后来在秦穆公的支持下，秦国派兵护送重耳回晋国。途中，狐偃向重耳邀功，以求日后能得到重用。介子推对此极为反感，不愿意再与狐偃这样的人同行，便不辞而别。重耳回到晋国后，即位为国君(即晋文公)，凡随同他一起流亡在外的人一律论功封赏，却唯独漏掉了介子推。此时的介子推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携老母一起隐居于绵上(今山西介休东南)山中，至死绝不与晋文公见面。文公为寻他出山，令人搜山，未能找到介子推。于是文公下令放火焚山，以迫使他出山，但不料介子推竟抱木烧死。文公知道后，赶到介子推母子藏身的地方，拍打着介子推临死前抱着的那棵树，哀叹不已。他让人伐倒这棵树，制成一双屐(木鞋，形似今天的拖鞋)，穿在自己的脚上。从此以后，文公经常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屐，痛心地说道：“悲乎足下”，意在自责。“足下”一词，最初可用于上下、同辈之间的敬称，后来一般只用于同辈之间。
中国古代语言的文明和礼貌不仅表现在社会上人际交往之中，也体现在家庭之中。子女对自己的父母、兄长，乃至其他亲属，从不直呼其名。就是在与外人的交谈中，提及父母、兄长等亲属，也使用一些含有谦恭敬重之意的称谓，这也是古代礼仪的重要内容。
称呼自己一方的亲属时，常使用家、舍、先、亡等作为敬称词。家和舍都是指自己的家庭、宅居，本身就带有谦恭、平常的感情色彩。用家、舍作称谓，使用于在世的本家亲属。在别人面前称呼比自己辈份高或年长的家人，都要冠以“家”字，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家公，母亲为家母、家慈，兄、嫂为家兄、家嫂等；“舍”则用于称呼比自己辈份低或年幼的家人，如舍弟、舍妹、舍侄等。可见，“家”、“舍”在使用时，是有严格的长幼之分的。“先”和“亡”都含有哀痛、怀念之意，因此，古人将这两个字用于称谓已故的家人，同样在使用时也有长幼之分。先，用于比自己辈份高或年长的已故家人，如先祖指祖父，先父、先人则同指父亲，先母、先妣[bi比]同指母亲。亡，则用于辈份比自己低或年幼者，如亡友、亡弟、亡儿等。
在称呼对方亲属时，则使用令、尊、贤等敬重之称。令，有善美之意，在使用时，不受辈份、年龄的限制，可通用于对方的亲属。如称呼对方的父母时，可称作令尊、令翁、令公和令母、令堂、令慈；称对方的妻子为令妻、令正；称对方的儿子为令子、令郎，女儿为令爱、令媛；称对方的女婿为令婿、令坦；还有令兄、令弟、令姊(姐)、令妹等。“尊”和“贤”，在用于对方亲属的称谓时，则要严格加以区别。“凡与人言，称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长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则加贤字。”(《颜氏家训·风操》)也就是说，“尊”字用于对方叔父以上的人，可称对方的祖父为尊祖，父亲为尊父、尊翁、尊大人、尊公、尊大君，母亲为尊堂、尊上、尊夫人；称对方叔父以下的亲属为贤叔、贤兄、贤弟、贤姊(姐)、贤妹、贤侄、贤友、贤侄、贤婿等；称对方的妻子则为贤阁、贤内助等。尊，有时也用于称呼与对方有关的事物，这与“贵”字的用法一样，同属于一种敬称，如尊姓、贵姓、尊府、贵府、贵体、贵乡等。
自古以来，人们习惯称呼妻子的父母为丈人、丈母或岳父、岳母，以及泰山、泰水，这些称谓也都是一种敬称。古时，丈、杖相通，拄杖者多为老人，于是称老人为“丈”。在泰山上有一山峰，名为丈人峰。以山峰之名代称，具有健康长寿的祝愿之意，所以唐代以后，“丈人”便用来专称妻父，妻母自然也因此被尊称为“丈母”。岳，山也，称呼岳父、岳母，与丈人、丈母同样含有祝愿之意。至于“泰山”这一敬称，除与泰山有丈人峰而得名之外，还与唐玄宗封禅泰山，宰相张说趁机将自己的女婿郑鑑官升四级的典故有关。正是由于伶人黄繙绰“此泰山之力也”的解释，便有了以“泰山”专指妻父的说法。山为阳，水为阴，所以妻母也增添了一个新的敬称，即“泰水”(参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二)。
当然，在古代的称谓中，谦词、敬词不胜枚举，古人以此作为交往中的一种礼节，视为礼貌之举，这也是中华民族谦和待人的一种美德。不过，称谓仅仅是语言交谈中的一小部分，而在言谈话语中体现恭敬、谦逊，同样也是古人十分重视的，也被视为一种礼貌的表现。如在对方讲话时，要专心致志地“洗耳恭听”，而不能漫不经心，更不能打断别人的话题。而自己讲话时，眼睛应注视对方，语调平缓，不能强词夺理，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式。在语言交谈的礼节上，乃至在谈话的艺术上，古人都曾作过具体的规定，这些都记录在《礼记·少仪》之中。
如，“尊长于己逾等，不敢问其年。”即与辈份比自己高的老人交谈时，不要询问他的年龄。
“请见不请退。”对于尊长者，可以请求会面。但谈话结束，不要马上请求离去，要等待尊长示意后，再告辞。
“侍坐弗使，不执琴瑟，不画地，手无容，不翣[sha 霎]也。”陪同尊长者谈话时，如果没有尊长者的旨意，是不能弹奏琴、瑟的。也不能自作聪明地为尊长者出谋划策，对他指手画脚。更不能像扇扇子一样地摇手，向尊长者表示反对的意见。
“不窥密，不旁狎[xia匣]，不道旧故，不戏色。”与别人交谈时，不能窥探人家的秘密隐私。陪同长者坐时，不要与其他人相互逗闹或亲热。谈话时，不要总絮叨以往的旧事，神情应庄重严肃。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运笏，泽剑首，还屦，问日之蚤莫，虽请退可也。”陪同年长且有一定地位的人谈话时，如果他已经打呵欠，伸懒腰，或手中摆弄朝笏，摩拭剑柄，或把鞋拿到自己的身边，或询问时间的早晚，这些都是困倦或不耐烦的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请退的。
平时谈话要注意礼节，但也不是一味地阿谀奉承，不讲原则，古人即使是对待帝王君主，也十分注意以诚相待。“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亡而无疾；颂而无谄，谏而无骄；怠则张而相之，废则埽〔sao扫〕而更之，谓之社稷之役。”即作为君主的臣下，对君主应该当面劝谏，不要在背后讥讽、嘲笑。如果劝谏没有被君主接受，则离开他，但不能因此而心生怨恨。如果是称颂君主，也要实事求是，不可谄媚取宠。劝谏一定要出于诚心，不能傲慢轻视。君主有时出现怠惰，不能勤于朝政，在劝谏时要加以鼓励，并倾力相助；制度有所败坏，要劝说君主加以肃正和改良，这样才叫为国家效力。在这方面，唐代的魏征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典型，史称其“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旧唐书·魏征传》)。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励精图治，为实现长治久安，他要求文武百官“上封事”，即提出治国的意见和建议，还用奖赏的办法，鼓励臣下直言极谏。但李世民毕竟是皇帝，虽然他一再表示对臣僚“直言忤意”，绝不“怒责”。但要批评皇帝，即古人所谓的“犯龙颜”、“犯龙鳞”，仍需要有一定的胆识，否则就流于形式。魏征就是这样一位既有胆识，又不失君臣礼节的臣僚。一次，唐太宗询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答道：“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所以暗者，偏听也。”(吴兢《贞观政要·君道》)魏征正是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劝说唐太宗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而不要轻信一面之词，以使自己能正确地分辨是非。魏征每次劝谏唐太宗，都是直言坦诚，毫不掩饰，又不唐突。他始终做到“无面从，退有后言”(《旧唐书·魏征传》)，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唐太宗即位之初的几年中，魏征曾先后陈谏200多件事，所言词强理直，引喻贴切，多切中时弊，而使唐太宗折服。在与唐太宗相处的10余年中，魏征一直以直谏著称，而唐太宗对他也多是言听计从。这里当然与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能虚心纳谏有直接的关系，但也不可否认魏征恪守君臣之礼，以诚相待，以理服人的作风。正因如此，唐太宗对魏征十分赏识。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逝。唐太宗悲痛不已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cu徂〕逝，遂亡一镜矣。”(刘餗《隋唐嘉话》卷上)为此他特颁布诏令，令臣僚以魏征为楷模，做到直言无隐。魏征去世后，唐太宗还特地登上凌烟阁，面对魏征的遗像，为他吊唁，其间情不自禁地作了一首诗：“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王方庆《魏郑公谏录》卷五)再次表达了对这位谏臣的怀念和哀思。正是由于唐太宗的贤明和励精图治，以及以魏征为代表的一批臣僚的鼎力相助，唐朝贞观年间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迅速恢复，经济持续发展的兴盛局面，而被史家誉为“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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