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0 玉辂

　　除这些车驾外，还有“五辂”即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这五种辂的式样大体相同，只是颜色和装饰不同，每种辂都以六匹马驾车，另有40—60名驾士。古代帝王贵族外出还有指南车以示方向，记里鼓车用以计算里程，每行一里，便由车上的木人击鼓一下。车驾除供帝王乘坐之外，也作为礼仪活动时的陈设之物，宋代就曾规定，凡是大朝会、册命皇太子及诸王大臣，就将五辂设摆于大庆殿的庭院中。至于皇太子及皇后、妃、嫔等都有专供他(她)们使用的车乘，当然车的大小、颜色、装饰、式样依地位的高下而各有差异，但也不乏精美、豪华者。

　　帝王出巡时的卤簿规模极其宏大，前拥后簇，车乘相衔，旌旗招展，充分显示出帝王至尊的地位。按规模的大小，分为大驾、法驾、小驾三等。大驾，公卿奉引，太仆、大将军参乘(陪乘或陪坐)，属车81乘，以外还要备车千乘，骑兵万余。法驾，则由侍中参乘，属车36乘。小驾的规模则更小，有时仅由直事尚书侍从。但无论是大驾、法驾、小驾，其护驾的仪卫兵仗数量仍相当可观。

　　根据唐代《开元礼》规定的“大驾卤簿”，皇帝出巡时的仪仗大致如下排列：先导仪卫(称为导驾)，是大驾卤簿的先头仪仗队。最前面是万年县令、京兆(长安)牧、太常卿、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书，各乘辂依次行进，实为开道。之后是“清游队”，它的作用是清道，为后面的皇帝提供安全的保障。清游队前并排两面白泽旗，两位旗手的后面各跟随一名金吾折冲(武将)，两员武将各领40名骑兵。两队骑兵之后，又各随一名金吾大将军、金吾果毅(均为武将)及40名骑兵、24名外铁甲骑兵，以及并排六行的步甲队。然后是一面朱雀旗，由一名骑手执旗。在朱雀旗后随一员金吾折冲都尉，领40名手持横刀，或持弓弩的骑士。随后便是12面龙旗，分两排行进。紧随其后是由一系列专用车辆组成的车队，其中有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辟恶车、皮轩车，每辆车各有四匹马驾驭，有驾士14人。行进至此，导驾仪仗才结束。接下来，便是引驾仪仗。

　　引驾仪仗与导驾仪仗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部分仪仗是以乐、仗为主，陪同皇帝出巡的文武官员也在其中。引驾的前导是由12排，每排二人的骑兵卫队组成，骑士各持横刀、弓箭，相隔排列。尾随其后的是一支庞大的鼓吹乐队，乐队前面有两名鼓吹令负责指挥。乐队的乐器以各种鼓为主，主要有桐〔gang钢〕鼓、大鼓、铙〔nao挠〕鼓、节鼓、小鼓、羽葆鼓等，还有吹奏乐器笛、箫等，以及金钲〔zheng征〕等敲击乐器。整个乐队多达750余人。乐队之后，又是各种幡(长方形且下垂的一种旗帜)、幢〔chuang床，有羽毛装饰的一种旗帜〕、旌旗等组成的旗阵，其间也夹杂着文武官员，以及皇帝的24匹御马。直到分列于左右的青龙旗、白虎旗出现之后，才是朝廷官员的队伍，而在这支队伍的中间，仍穿插着手持兵器的骑士和步甲。在这支队伍之后，才是皇帝乘坐的玉辂。紧跟玉辂的是禁军的高级将领和宦官。玉辂为青色，用玉装饰，由太仆卿为皇帝驾驭，另有41位驾士簇拥在玉辂的前后。玉辂两侧各有左、右卫大将军(高级武将)担任护驾。

　　皇帝的车驾是仪仗的核心，所以警卫极其森严。在玉辂的前后左右布列着九队禁兵，每队或35人，或30人，每位禁兵刀、箭齐备，随时准备应付突发的情况。在由禁兵组成的卫队之后，则是各种扇、麾等仗。其后又是“后部鼓吹”乐队，乐器与玉辂前面的鼓吹乐队差不多，只是乐队的规模要小一些，有乐工近300人。排在乐队后面的，又是皇帝专用的各种车驾，有方辇、小辇、小舆、金辂、象辂、革辂、五副辂、耕根车、安车、四望车、羊车、属车、黄钺车、豹尾车等。在由车驾组成的车队中，除卫队之外，朝廷官署要员也分别骑马随车而进。车队之后，又是由武将军官率领的步甲队、骑兵队和兵仗队，每队各以一面旗帜为前导，总人数可达2000多人。若计算全部仪仗的人数，竟可达到5000人左右。所以在中国古代，每逢皇帝出巡时，车仗仪卫，旌旗招展，浩浩荡荡，首尾相望，连绵数里，气势非凡，充分显示了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宋朝以后，又对卤簿仪仗制度作了一些修订。宋朝的皇帝，其大驾卤簿一般都在一万人左右。宋太宗在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的大驾仪仗，仅步甲和骑兵就多达19198人。

　　皇帝的法驾卤簿，其规模比大驾小，随从的官员、车驾、仪卫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清游队等仪卫减少1/4，鼓吹乐减去1/3。小驾的仪卫、乐队只相当于大驾的一半，除玉辂之外，其他车驾及车辆几乎全部省去。

　　在中国古代，不仅帝王有卤簿，皇太子、亲王、皇太后、皇后、妃嫔等，在外出的时候，也都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卤簿。至于朝廷的各级官员和地方长官，也按其品级的高下，拥有数量不等的仪卫兵仗和侍从护卫，这也显示了官僚们的威严和权势。官僚们的卤簿远非皇帝、太子的规模宏大，也比不上亲王、太后、皇后，不过他们的仪仗也是前有清道，即所谓的“鸣锣开道”者。也有兵甲骑士，持刀、盾、弓、箭等兵器，护卫前后。又有鼓吹乐队随行，僚佐属官随从左右。当然这些仪仗都是在重大的朝会活动及举行婚、丧等礼仪活动之前，由朝廷临时派遣的，事毕，仪仗需还宫交差。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官员均可享受这种殊荣，唐朝就曾规定，四品以上的职事官(有实际职掌的官员)才能有随从仪仗。而宋朝则规定为三品以上的官员，在需要的时候才配给仪仗。

　　卤簿既作为帝王及高级僚佐们外出时的仪卫扈从，在此基础上，从五代北汉王朝开始，也作为皇帝在宫城内行走的仪仗制度，称为“宫中导从之制”。因是在皇宫内活动，所以仪仗的规模很小，也不需要兵甲卫队、旌旗、鼓乐，更没有那么多随行的官员，一般只有侍从掌扇、执红丝拂、香炉、香盘等物跟随左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宫中导从”的仪仗中，出现了金灌壶、唾壶这两种器物。灌壶是一种盥洗用具，将它盛上水用来冲洗双手。唾壶则是专供吐痰用的容器，即后代所说的痰盂。这两件器物出现在仪仗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宫廷中崇尚卫生的风气，也说明讲究卫生是文明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曾规定宫内不准随地吐痰，如有违犯者，要给予处置。辽朝就曾规定，凡官员上朝，必须跟随一名侍从，手捧唾壶，以供官员吐痰之用。

　　古代除去外出行走时的仪仗外，还有典礼仪式上的仪仗，如祭祀仪仗、婚礼仪仗、殡葬仪仗等，其中，朝会时的仪仗最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这种称为“殿廷立仗”的朝会仪仗，也是以旌旗、兵甲为主。凡有重大的朝会典礼，例如正旦(即元旦，正月初一)、冬至日朝会，皇太子受册(指正式册立)、加元服(即帽子，指皇太子行冠礼)，册命诸王、大臣，宴请外国使臣等，自宫门直至举行典礼的大殿，遍布兵士，各种名目的旗帜立于大殿前的庭院中。其作用不仅在于护卫，烘托典礼的气氛，更在于显示一个政权的威严、兴盛和强大。

　　不过，卤簿车仗这种制度毕竟复杂繁缛，等级森严，穷奢极丽。今天看来，是古代统治者排场、铺张的具体表现，具有消极作用。

　　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自西周创立，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追溯中国古代礼仪的源头，则远不止于此。礼仪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视为帝王权贵才有资格遵循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由此才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复杂的制度，用于确立和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这是它消极的一面。然而守礼、遵礼、行礼、礼貌、礼遇、礼让、礼节等礼的有关规定，又使人们养成和具有谦逊、好客、尊老、敬贤、和睦友好的道德风尚，这又是它积极的一面。这也是我们对礼仪制度应该作具体分析的原因。

　　自春秋以后，“礼贤下士”，礼也从统治集团狭小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全社会，成为从帝王到平民百姓共同遵守的规范和标准。礼仪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不断注入新的内容。正是因为礼仪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言谈举止，使中国古代社会成为礼制的社会，而最终形成礼仪之邦，礼仪制度也因此不断发展、完善。一方面，历代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积极推崇、大力扶植礼制；另一方面，人们又在相互的交往中，不断更新和创造出更能体现自身修养的礼仪。在礼仪中，有许多内容是从民间的习俗沿袭、演变而成的。同时，众多的礼节仪式，也从帝王的宫中流传到民间，与民间的习俗融合而形成礼俗。这种双向的流传和演变，正是礼仪及其礼仪制度得以世代相传的原因之一。正是在发展和演变中，一些与历史发展潮流不相适应的礼仪及其制度逐渐被淘汰，一些繁缛复杂的礼仪程序被简化，而那些最能体现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的礼仪，始终作为一种社会风尚而受到普遍的重视，并被继承和发展。

　　时至今日，礼仪在现代生活中仍与人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今天的礼仪与古代的礼仪，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别，那些显示尊卑高下的等级观念早已被摒弃，代之以平等和睦的人际关系，但古代礼仪所倡导的遵守公共道德，讲究文明礼貌，仍在现代礼仪中得以体现。与此同时，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以及互敬互助、互谅互让等优秀的礼仪传统，也应更进一步弘扬。礼仪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每一位炎黄子孙，都有责任和义务继承、发扬这种美德，弘扬和光大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明，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美誉，永远传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