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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礼，是指有关军事活动的典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概括了军礼的构成：“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根据这段资料的记载，礼仪制度的军礼由五种具体的礼组成的。大师之礼，指用兵征伐之礼；大均之礼，指均土地、征赋税之礼；大田之礼，指田猎之礼；大役之礼，指营建土木工程之礼；大封之礼，指定疆封土之礼。军礼中的大均、大田、大役、大封四礼，从使用的范围来看，似乎与军事活动无关。其实不然，在中国古代，但凡国内有重大的活动，诸如土地的分配，赋税的征收与押运，营建大型的土木工程等，都要动用军队，以保障法令的正常执行，因此便专门设定了这些礼仪。不过无论军礼如何划分，其基本的内容主要包括校阅、用兵、田猎等军事活动的礼仪。
自商周开始，帝王无论是出征、巡幸、狩猎，还是营建城邑等，只要动用军队，必定要先祭告于神，“师出必祭，谓之祃〔ma骂〕”(《宋史·礼志》)。祃是古代军队在出征前，向神灵祈祷，保佑出师大捷的一种祭祀礼仪，也称为祃祭、师祭。祃祭主要在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内举行，因为古人认为“社”神主管杀戮之事和阴间万物。祃祭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祃牙，即出兵前举行的祭旗礼。牙，指的是牙旗。古时军队行进、作战时，队前或阵前引导的大旗称为牙旗，祭旗礼实际就是用牙旗祭告神灵。如果军队受命征伐，则以蚩尤、黄帝为受祭之神。蚩尤是传说中远古时期东方九黎族的首领，擅长以金(指铜等金属)制作兵器，还能呼风唤雨；黄帝也是传说中的中原地区的部落首领，曾得到周围各部落的共同拥戴，先后打败另一支强大部落的首领炎帝和蚩尤，而被奉为中原各部族的祖先。在举行祃牙礼时，还要把即将出兵征伐之地祭告蚩尤、黄帝二神，但一般多以祭告蚩尤为主。这一礼仪也称为荐神，就是在祭祀时，还要将羊或猪进献给蚩尤，祈求他给予支持和帮助。
在出征途中，如遇到名山大川，也要祭奠一番。这是因为古人认为神灵无处不在，凡山皆有山神，河流亦是如此。所以行至山川，便行祭礼，目的还是为了讨好神灵，以求平安。祭祀山川之神时，军队列阵，乐队高奏军乐，长官向山川进献箭和牲，同时为即将进行的战斗占卜。
如果是受命出征，还往往将先主(在位帝王的亡父)的庙牌(即放置于太庙中的牌位)放置在一辆专备的车上，随军行动；或把币、帛、皮、圭载于车上，视为随军的神主，每夜都要祭奠一番。出征归来，还要将战况祭告于神。可见在古代的军礼中，含有很浓厚的迷信成分，一切都与神灵相联系，因此在军事活动的礼仪中，多采用类似祭祀的仪式。
古代军队中的旗帜不仅是军礼的重要内容，在作战时，它还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军队的统帅或将领往往通过变换旗帜，来指挥、调动军队布阵或进退，达到调整战局部署的目的。因而古代的军旗种类很多，用途也各不相同。古人出征时，牙旗是军队的核心，同时在大军的前、后、左、右，还各有一面绘有鸟兽等动物图案的大旗：前方朱鸟(又称朱雀)旗，后方元武(又称玄武)旗，左侧青龙旗，右侧白虎旗。在每面旗上还绘有招摇星。朱鸟、元武、青龙、白虎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四方之神，古人因此也常把这四种鸟兽作为南、北、东、西四个方向的标志。唐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而登极，成为一代明君。玄武门，即为长安(今陕西西安)宫城的北门。北宋都城开封(今属河南)有朱雀门和朱雀大街，即为城南之门及其大街。此外，这四种鸟兽的颜色也常被作为方向的表示，社稷坛中的五色土即是如此。至于招摇星，实际是北斗七星中的一颗星，位于勺端，古人相信它有主掌方向的权力。四兽旗在军队中起到了标明大军方位和阵容的作用，也显示出军威。除此之外，在行进的军队中，还有一些绘有其他鸟兽图案的旗帜，各自有其特殊的用途。如行军中，前方遇到河湖，则举起青鸟旗；前方有尘埃(指大风)，则举起鸢[yuan渊，老鹰]旗；见到敌方的车骑，则举起飞鸿(即大雁)旗；如与敌军遭遇，则举起虎皮旗；前方与敌军交战，则举起貔貅[pixiu皮休，传说中的一种猛兽]旗。举起不同的旗帜，表示行军前方遇到特殊的情况，以作为一种警示，提醒后面的部队及早作好应付情况的准备，实际起着传递消息，指挥行动的作用。所以军旗在古代战争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统帅的号令多通过它发布，因此它往往成为军事活动的核心，代表着军队。所以古代军队行动、作战时，常常是旗帜招展。
军旗是否齐整，也反映了军队的风貌和阵容的状况。两军交战，常通过观察对方的军旗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公元前684年，齐国桓公出兵讨伐鲁国，双方爆发了春秋历史上的著名战役——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之战。战前，鲁国大夫曹刿〔gui贵〕向鲁庄公献计，并请求参战。鲁庄公答应了他的请求，让他与自己同乘一辆车，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战斗开始，鲁庄公准备击鼓，令士兵出击，却被曹刿劝阻。直到齐军鸣鼓三次，即发起三次冲锋后，曹刿才同意鲁军击鼓，向齐军发起反攻。结果齐军大败，仓皇撤军。鲁庄公又准备下令追击，再次被曹刿劝阻。曹刿从车上下来，仔细地观察了齐军撤退时的车轮印迹，又登上车眺望远去的齐军，这才让鲁庄公下令追击，结果齐军被彻底击溃。战后，曹刿在论述这次战役时，就指出追击敌军时切不可鲁莽行事，要提防对方制造假象，设伏以待。当鲁庄公下令鲁军追击时，曹刿正是观察到齐军撤退中，车辙纷乱，军旗东倒西歪，从而断定齐军已溃不成军，才同意鲁军追逐的。当然在古代的战例中，也出现过利用军旗来制造假象，迷惑对方，使对方中计的战例。春秋时期，晋国和楚国为称霸中原而大动干戈，爆发了著名的城濮〔pu普，今山东鄄城西南〕之战。楚国自恃兵多将广，又有陈、蔡等国助战，不可一世。双方交战后，晋军首先选择了楚军最薄弱的右翼发起猛烈的攻击，击溃了由陈、蔡等国军队组成的右军。但楚军的主力战斗力极强，晋军很难取胜。于是，晋军的上军主帅狐毛便假充是中军的前锋，竖起了两面带飘带的旌旗，作为中军前锋的标志，并指挥兵士佯装败退。与此同时，晋军的下军主帅栾枝也用战车拖曳着柴草佯装退却。楚军一见旌旗，便误以为是晋军的中军主力所在之处，又见尘埃四起，更以为是晋军溃不成军，立刻急起直追。晋军的两翼趁机两侧夹击，将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晋军在城濮之战中，正是巧妙地利用军旗制造假象，取得战术上的胜利。
古代军队除用军旗部署、调动、指挥行动外，还有金(指金属制作的打击乐器，后多指锣)、鼓，所以金、鼓也是军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军礼中几乎都离不开金和鼓。兵士操练时，用金、鼓等打击乐器奏出的节奏，统一每个人的动作，起号令的作用；行进中，常以金、鼓等乐器演奏军乐，以规整军容，雄壮军威；作战中，更用它们来指挥兵士，击鼓则进，鸣金则退，或擂鼓助威，鸣金收兵息战。齐、鲁长勺之战中，双方的进攻都是以击鼓为令。所以人们习惯用“金鼓齐鸣”来形容战场上紧张而又激烈的气氛。不过，这两件打击乐器使用于军礼之中，尤其是战场上，却又与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有关。按照阴阳五行的理论，古人认为金、鼓分属于金、木，又是一阴一阳。若金、鼓齐鸣，为阴、阳相平而升，可以壮军威。若单击鼓，则为木，属阳，可以振阳刚之气，因此用于进攻之时，“一鼓作气”的成语典故即是如此。若单击金，则为金，属阴，可以滋阴柔之气，以柔克刚，因此用于撤退或收兵。正是由于鸣金具有撤退、回避的含义，同时它又具有给人以警示、醒悟的作用，所以后来官员外出时，常鸣锣，示意沿途行人避让，即所谓“鸣锣开道”。
“四时畋[tian田]猎”也是军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畋猎，也称作田猎、狩猎、围猎，也就是打猎。“周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行搜、苗、狝[xian显]、狩之礼。”(杜佑《通典·军礼》)也就是说，从周朝开始，即使国内没有发生战争、动乱、王位继立及严重的自然灾害等重大的事件，帝王每年在春、夏、秋、冬四季进行田猎活动，届时也将动用军队参加。因此，畋猎的真正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打猎，更起着训练和检阅军队的作用，这也是畋猎之所以列入军礼之中的原因。所谓“四时畋猎”，即分别指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凡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习战也。四时各教民以其一焉。”(同上)这是古人在治军上的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切不可高枕无忧，仍要积极练兵、备战，以应付突发的战事。利用“四时畋猎”，正是古代在和平时期训练军队的重要方法之一。为使军队将士能适应战争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在四季训练的内容不完全相同。春搜，在每年的仲春(阴历二月)时节进行，主要的内容是用鼓、金指挥和训练兵士掌握“坐作、进退、疾徐、疏数”等阵法和战术；夏苗，在仲夏(阴历五月)时节进行，主要的内容是训练军队露宿草野，模拟夜间守备的演练；秋狝，在仲秋(阴历八月)时节进行，主要内容是进行布阵和实战的训练；冬狩，在仲冬(阴历十一月)时节进行，主要内容是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校阅，实际也是对军队的一次综合性大检阅。这种结合打猎活动同时进行的军事训练，可使兵士熟练掌握各种基本的战术，提高作战的能力，也使军队常备不懈。因而它作为军礼的重要内容而为历代所沿袭。
古代军队平时训练的典礼称为“行军田役”，在鼓、金敲击出的节奏指挥下，兵士随节奏和号令进行一些基本功的训练，诸如前进、后退、疏散、集合等。平时训练一般不在郊野，而是在专门设置的练兵场——校[jiao叫]场上进行。北宋初年，为了铲除地方的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天下州郡选送体格强健、勇敢善战者充军，编为禁军。为提高兵士的武艺，加强禁军的战斗力，宋太祖经常亲临校场，指导训练，“非材勇绝伦”者，往往就被淘汰，改充其他军种。校场训练的内容包括模拟实战中的激烈的对抗性比武。如果进行队列训练，一般就用令旗指挥，随着不同颜色旗帜的更换，兵士们需要不断变换动作和队形。北宋初年的禁军兵士因此个个武艺高强，具有极强的战斗力。编练成这样一支精锐的部队，宋太祖只想用于保卫自己，而舍不得让他们去出生入死，参加激烈的战斗。一次，他领兵进攻北汉，包围了太原(今属山西)城。由于城防坚固，北汉兵拼死抵抗，宋军久攻不下。一些护卫他的禁军将士纷纷请战，请求允许他们登城杀敌。不料，赵匡胤却说：“汝曹皆我所训练，无不一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我宁不得太原，岂忍驱汝曹冒锋刃，蹈必死之地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于是竟放弃即将得手的城池，下令班师撤兵。
按照军礼的规定，军队在出征和凯旋归来时，还有两个特定的礼仪：一是誓师礼，一是王师大献礼。誓师礼一般是在祃祭之后举行。誓师的目的是使出征的将士了解出征的目的，揭露敌人的不义和罪恶，激励将士英勇杀敌。所以誓师礼也是战前的一次动员和教育。在《尚书》中有几篇著名的誓师之辞，如《甘誓》、《汤誓》、《牧誓》等，就反映了当时誓师的主要内容。如果是受命出征，军队的主要将领要在太庙接受天子授予的节钺〔yue月〕，表示得到统领军队的权力。
军队作战凯旋归来，要举行“王师大献”的庆功典礼。在这个仪式上，要演奏“恺乐”，还和有歌唱。为了让天下的臣民都知道军队作战胜利的捷报，北魏王朝又在军礼中增加了新的内容——“宣露布”。露布，是指不加封检，公开宣布的捷报、檄文及其他紧急文书，以及官府的文告等，这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之。“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刘勰《文心雕龙·檄移》)宣露布，则是专为颁发露布而举行的仪式。北魏时，每当出兵凯旋而归，便将胜利的消息写在帛上，然后立一根漆竿，将帛书系在竿上。从此这一礼仪也为后代所沿袭，隋朝为此而专门制定了《宣露布礼》，规定由兵部主持宣露布礼，届时文武百官及四方宾客一起到皇宫广阳门外，列班，行拜礼，由内史令(即唐朝的中书令，是为宰相)向大家宣读捷报。礼毕，再把帛书系在竿上，告之天下。
在古代军礼的诸多内容中，还有一项与日食相关联的礼仪。“周制曰：日有蚀之，天子不举乐，素服，置五麾，陈五鼓、五兵，及救日之弓矢。又以朱丝萦社，而伐鼓责之。”(杜佑《通典·军礼三》)这种所谓“救日”的礼仪是迷信活动。但一般要动用军卒、兵器等物，因此通常也被列入军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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