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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度的地理条件和气候因素，那里自古生产甘蔗，人们很早就会用甘蔗轧糖。印度古代制糖法最早是通过佛经介绍到中国来的。从晋代以来所翻译的一些佛经中，如《摩诃僧祗律》、《五分律》、《四分律》等可知，两晋南北朝时期，印度压甘蔗汁制糖的信息已经传到了中国。尽管其方法并不详细，但已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至于中国人是否学习了这一方法，则无例证。到了唐代，义净译的《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卷八提到作沙糖团的方法；义净在其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九夹注中还进一步指出：“然而西国造沙糖时，皆安米屑。如造石蜜，安乳及油。”
据《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榨沉如其剂，色味愈西域甚远。”而《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中则说：“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并就菩提寺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具到东夏。寻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有成就。”从这两条记载可知，唐代初期，官方曾出面组织学习古印度的制糖法，不仅派了人去，而且请了人来。当时在中国制造出的糖还要胜过印度的糖。
敦煌卷子P3303号上，在短短的几百字中，却详细地记有印度甘蔗的种类、造沙糖法、造石蜜法、甘蔗栽培法等内容。季羡林先生对这一卷子作了全面的诠释之后，说：“我们眼前的这张只有几百字的残卷告诉我们的却是另外一条道路，一条老百姓的道路。造糖看起来不能算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它也关系到国计民生，在中印文化关系史上在科技交流方面自有其重大意义。”①后来，中国的糖越造越好，又开始向印度回传，所以，在今天印度的一些语言里，还把白糖叫做“支尼”，意思是“中国的”。
我们古代从印度学习了许多东西，但印度也向中国学习了许多东西。例如养蚕、缫丝、造纸、印刷等。下面只谈两点。
第一，关于中国造纸法向印度的传播。中国是最早制造纸的国家，纸的制造最晚可以追溯到汉代。根据考古资料，到公元2世纪中叶，新疆和田一带已经使用纸了，那里离印度很近，因此印度人很可能在那时已经知道有纸这种书写材料了。到了公元7世纪，唐代义净去印度取经，看到印度使用纸，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载了这件事。但是，知道用纸是一回事，会造纸则是另一回事。据学者们考证，公元751年，在中亚发生了一场战争，被称为“怛逻斯之役”。这场战争是中国人败了，一些中国造纸工匠成了战俘。这些工匠把造纸技术传给了当地人，后来造纸法又从那里传到印度。黄盛璋先生在《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一文中对于中国造纸法向印度传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纸和造纸法是在公元650年之后首先传到西藏，然后又于650至670年间由西藏传入尼泊尔，然后遍及南亚次大陆。他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二，关于植桑养蚕法向印度的传播。在古代的西域，最早植桑、养蚕和缫丝的地方是和阗。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二“瞿萨旦那国”(今新疆和田一带)条讲了一个当地流传的故事：从前这里的人不知道植桑养蚕，听说汉地有这种技术，就命使者去求取。但汉地国君把这一技术当作专利秘而不赐，还“严敕关防，无令蚕种出”。瞿萨旦那王向汉地国君求婚，国君为安抚边疆，就同意了。国君的女儿出嫁时，应瞿萨旦那王的要求，偷偷把蚕茧藏在帽絮中，躲过边防检查。从此当地才有了蚕，也学会了植桑、养蚕和缫丝的方法。当地人为此特地修建了一座寺庙，供奉这最早传入的“先蚕”。有趣的是，同样的故事也在西藏流传。学者们认为，这不单单是个故事，相反，它很可能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因为这不仅可以与历史上的文献记载相印证，而且还有考古资料作为旁证。如人们在新疆发现的古代文物中，有一幅描绘这个故事的画，又在一座古庙里发现了“先蚕”的图像。
总之，植桑、养蚕和缫丝的技术可能在唐代以前就由内地传到和阗。那么，再由那里传到印度就不会是很迟的事情了。另外，西藏、云南等地都是很早就能养蚕缫丝的地方，这些地区与古印度都相邻近，都有交通上的便利，因此，中国的植桑养蚕法也有可能通过这些地区传到南亚，只是难以确定具体时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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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关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糖文化交流，季羡林先生写有三篇论文，《CINI问题》、《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和《古代印度沙糖的制造和使用》，均收在《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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