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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古代人对语言学知识十分重视。他们的文字是拼音文字，所以他们很早就注重语音的研究，在公元前就出现了语法书，也出现了相当科学的字母表。与印度不同，由于文字的特点不同，中国古人对于文字学很有研究，但对语法、语音的研究却不充分。所以，中国的音韵学和语法学产生得比较晚。
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在语言学方面对中国有所促进，特别是在音韵学、语法学、字典学方面，对中国的影响较大。在汉译佛经中，在一些去印度取经的僧人著作中，都有印度的语言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不过，印度古代文法学没有促成中国汉语语法学体系的建立，但却促成了中国音韵学的产生和发展。在这一点上，历代许多学者虽然有所争议，但多数学者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四说：“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郑樵《通志》卷三五《论华梵下》云：“华人苦不别音，如切韵之学，自汉以前人皆不识，实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韵图之类，释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识起例，以其源流出于彼耳。”卷六四《蕃书》又曰：“切韵之学起自西域，旧所传‘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言博，谓之婆罗门书。’然犹未也。其后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韵之道始备。”这里，所谓的“切韵”，指的就是音韵学，而古人把汉字特有的拼音和注音方法叫做“反切”；“十四字”，是指印度梵文的14个元音字母。以上三段话的意思是说，自佛教传入以后，印度的语言学影响了中国，到南北朝时代沈约确定四声，中国才开始有了音韵学，并逐渐发展，越来越精密；中国人对辨别语音不擅长，所以汉代以前都不懂音韵学，音韵学实际上是从西域传来的，之所以佛教徒往往都懂得拼音表，而儒家的读书人却不知道究竟，是因为音韵学的发源地在西域(指印度)；中国的音韵学起源于西域(指印度)，过去说印度语言以14个元音字母贯穿一切音节，文字简略，而组成的词汇很多，但对于中国来说，这还不足以产生真正的音韵学，直到后来有了36个字母，才建立起真正有系统的音韵学。对于这些话，近代以来的学者们虽然有各种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音韵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项成果。
“字母”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晋宋间的佛经翻译中，现存唐代沙门智广所撰《悉昙字记》中也有关于字母的记载。这说明，字母的出现与梵文传播有直接的关系。在敦煌发现的文献中，有唐人所写《归三十字母例》和《守温韵学残卷》两份材料，前者所列的30个字母为：端、透、定、泥、审、穿、禅、日、心、邪、照、精、清、从、喻、见、蹊、群、疑、晓、匣、影、知、彻、澄、来、不、芳、并、明。后者所列字母也是30个，与上述全同，并将30个字母分为“唇、舌、牙、齿、喉”五类，舌音又分“舌头音”和“舌上音”，齿音又分“齿头音”和“正齿音”，喉音又分轻浊二种。这就证明了沈括《梦溪笔谈》里的话，晋宋以后，由于梵文的影响，音韵学的发展已日趋精密。到唐代，对汉语音节中声母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认识已经相当明确了，所以才会有守温三十字母的出现。
尽管我们对守温和尚的生平事迹并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五代时人，但字母的出现，的确影响很大，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简化和规范声母的思路。正因为如此，后来才出现了所谓“字母诗”，如明代《韵略易通》中著名的《早梅诗》等，成为中国音韵学的新的发展阶段。《早梅诗》是这样的：“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仅有20个字，便于记忆，但却没有把发音部位相同的字母列在一起，仍有欠科学。其后的《五方元音》以名词作字母名称，并注意了发音部位的归类：“梆匏木风，斗土鸟雷，竹虫石日，剪鹊丝云，金桥火蛙。”这就与现代汉语拼音的声母B、P、M、F、D、T、N、L等十分接近了。由此可见，从三十字母到现代汉语拼音声母表，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发展过程，而印度梵语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极其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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