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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发生于1898年，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谭嗣同等。康有为很早就关心印度问题，他在其自编年谱“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条下写道：“早岁读宋元明学案、《朱子语类》，于海幢华林读佛典颇多，上自婆罗门，旁收四教，并为算学，涉猎西学书。”其后，于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著《婆罗门教考》。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在《京师强学会序》和《保国会序》等文中曾反复强调，中国要以印度为前车之鉴，尽早实行变法，以免亡国。梁启超也在《论不变法之害》中说：“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康有为又多次上书光绪，分析印度亡国的原因。1895年5月，他在《上清帝第二书》中说：“才智之士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师第一而见削，印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经康有为等人的不懈努力，光绪帝变法维新，但由于西后为首的保守派势力强大，变法失败。康、梁二人流亡海外。1901年，梁启超发表《灭国新法论》，指出，印度亡国乃因英人之“灭国新法”，“英人之灭印度，非以英国之力灭之，而以印度之力灭之也。”“盖当其侵略之始，攻印度人者印度人也，当其戡定之后，监印度人者印度人也。”在同年发表的《瓜分危言》中再度告诫国人，要“视印度及诸亡朝之覆辙”，防止列强“以支那人伐支那人”。同年，康有为避祸槟榔屿，10月底，乘桴浮于海，前往他向往已久的印度。
1901年11月初，康有为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月底，居住于印度东北避暑胜地大吉岭。他在印度居住达一年半，周游各地，并写下《印度游记》和《须弥雪亭诗集》，著名的《大同书》也在此期间整理完毕。他在《印度游记·序》中说：“中国人之游印度者，自秦景、法显、三藏、惠云而后千年，至吾为第五人矣。”他对中印文化交流的掌故似乎不大清楚，加之无资料可查，文中难免有与史实相参差处。但却可以看出，他以“第五人”自居，是怀着一种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去周游印度的。
《印度游记·序》中说：“今则海道大通，自粤来卡拉吉打(加尔各答)者，月有汽船六艘，海波不兴，如枕上过。粤之木工、履工集于印者数千人。吏于卫藏或商人多假途出入，岁月相望，视如门户，然而无一人记印度之教俗、文字、宫室、器用，发其祖父子孙，镜其得失别派，以资国人之考镜采择，以增益于我文明。”这说明，至少在1901年前后，广东已有定期直驶印度的客轮。当时有数千名广东打工者聚集在那里。可知，印度的许多华侨，大约多在这一时期流入。另外，在西藏作官和经商的人，也常常以加尔各答为中转站。
1909年6月，康有为游锡兰。9月，再次游印度，并赋诗：“匪兕虎耶游旷野，又何沙矣再西游。庄严净土成淫祀，胜会灵山今冷秋。全印无僧无佛法，有生尽劫尽离忧。本来不作生天想，为拯斯人甘狱囚。”这里，他再次流露出对中国、对印度现实的不满和悲痛，并流露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使命感。他一生不忘以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教训儆戒国人，《大同书》开卷即曰：“康有为生于大地之上，为英帝印度之岁。”直到1921年，在他致赵恒惕的文中还说：“吾国人寡至印度，不知印度之所以亡，而不戒也……中国既有军阀专制，则只有割据之军治，而民治无自而生，故军阀未除，自治二字不必假用……诸公未至印度，不知印度以分裂内争，自亡其国百年之惨也。吾遍游五印度，居之十五月，乃粗知之也。印人苦难万千，不能一二数也。公等必欲举吾中国万里之土，四万万之民，投而为奴，使从印度之后，听人鱼肉，则日倡联省自治之说可也。”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康有为以爱国之心兼顾印度，对印度人民受英国人统治和剥削的处境是非常同情的。这代表了当时中国人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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