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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80年，杨炎实行两税法改革。两税法把租庸调中的“庸”和“调”都改为以货币缴纳。庸原来是以绢和布代役的，是用实物代替劳役。现在改庸为货币缴纳，实际是把劳役税改为货币税了。这一改革是唐代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反映。国家所需要的活劳动，采用强迫征调的劳役的方式，无论在效益上还是在民心上，都不如采用雇佣劳动好。当时著名的理财家刘晏，在他的漕运改革中，已经开始利用雇佣劳动代替徭役劳动。将劳役改为缴纳货币，国家用所得货币雇人服役，当时已经有了可能。因为土地兼并的发展，使许多农民丧失土地，成为流民，社会上雇佣关系已有相当发展。两税法改劳役税为货币税，正是适应这种客观情况的表现。
两税法虽然包括了役金，但以后徭役的征发并未废除，统治者为了其自身的利益，从来就不惜对人民进行双重剥削，既征了包括庸金在内的两税，又征发徭役。
到了宋代，两税和徭役则正式分开。宋朝两税仅为田赋，不包括丁钱与徭役。两税之外，百姓还要负担徭役。宋代徭役有两类：一是职役，一是杂徭。职役的任务是做地方下级官吏，主要有主管官府财物的衙前；负责督征赋税的里正、户长、乡书手；逐捕盗贼的耆长、弓手、壮丁；传达敕令文书的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以及负责州县杂务的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县州杂职、虞候、拣、掐等等。杂徭则为临时性差役，称为“夫役”。如在地方上修路、治水、修造官府私第等。在春天征调的叫“调春夫”；应付紧急需要而征调的叫“调急夫”。宋代把民户按家资分为九等，各种职役由一、二、三、四等户轮流承担。下五等户为贫困户，免役；官户(又称官僚形势户，包括贵族、官僚)也不服役。以户等定差，派遣劳役，这就是宋代的差役制。宋代徭役以衙前最重。衙前起源于唐代，当时禁军与藩镇军中有衙内军与衙前军之分，衙内军是皇帝及藩将的亲卫军，衙前军是皇城及藩将管辖地内外的警卫军，以后衙前军只做仓库运送的警卫。到宋朝，衙前役仍为管理州郡的仓库，搬运官物，迎送官吏等。管理官物不仅要负担所需费用，如有丢损，还要赔偿，衙前户常常因此破产。富户往往买通官府，采取各种手段，把衙前役推到三、四等户甚至五等户以下贫民身上。杂徭也大都派遣到贫民头上。繁重的徭役，既影响农业生产，也加剧社会矛盾。贫民纷纷弃田逃亡，以避重役。改差役为雇役，逐渐成为普遍的要求。早在宋真宗末年(公元1022年)，就有人论列差役制的弊端。到宋神宗时期，变差役为募役的呼声更高了。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推行免役法，即变差役为雇役。免役法(又称募役法)的主要内容是：原来承担差役的民户，按户等出免役钱，不再服役。政府用所收入的免役钱雇人充役。原来不承担徭役的官僚形势户及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僧道户和城市的上五等户，也按其田产数量减半出“助役钱”。免役钱的征收数量，根据各州县所需雇值多少确定，并要多收20%，称“免役宽剩钱”，供灾荒年份雇役之用。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杂徭也改行雇役，应役者可以充役，也可以出钱免役，称“纳夫钱”或“免夫钱”，每夫每日出钱300—400文。
免役法由于触犯了官僚形势户的利益，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大官僚现在也要纳“助役钱”，这就激起了他们对免役法的猛烈反对。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继位，司马光为相执政，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废止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由于差役法的恢复不得人心，以至当时“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苏辙：《栾城集·三论分别邪正劄子》)。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变法派重新上台，又恢复了雇役法。以后雇役、差役彼兴此废，或差雇并行，依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矛盾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宋，百姓“一充役次，即便破家”(《宋史·食货志上六》)的情况始终未能改变。可见，由劳役税向货币税转化，不仅取决于经济条件，同时也受阶级斗争情况的影响。
元朝徭役包括兵役、职役和杂泛差役。元代兵役实行军户制，为兵之家称为军户，世代为兵。军户或按贫富确定，如规定富户每户出一人为兵，贫户二三户出一人为兵；或按男丁数量确定，如有的地区规定20丁出一兵；或按户数确定，如以20户出一兵。军户有四顷地的免役权和杂泛差役的免役权。但兵士的一切装备、粮饷、路费均由军户自理，所免赋役，远远不能抵充所需费用。贫困军户不得不典卖田产，甚至卖儿鬻女以充役。军户服兵役是终身制，有的远戍边镇，多年不得回归，直至老死行伍。有的一家出三四兵，致使家无丁夫，农田尽废。元代职役是宋代职役的继承和发展。职役主要有为国家邮传驿递服务的各种“站役”；为国家制造军器和手工业品的“匠役”；维护地方治安的骑弓手；催办钱粮、科派杂役的乡里正、都主首、社长和管理仓库的库子；路、府、州、县等官衙中的杂职公差如侍候公堂的祇候、看管牢狱的牢子等。元代的职役也是百姓的一项沉重负担，如承担站役的站役户，虽然也有四顷地的免役权，但要负责供应邮传、驿递及过往官吏使臣的饮食及马匹、车船交通工具等项费用，往往也被折腾得倾家荡产。元代的杂泛差役是指临时征调的筑路、修城、营造官府、运送粮草等夫役或缴纳的银、钞、车、马等钱物。元代也有雇役制度，是指应役者本人出资雇人代役，军户只限丁单而财力充实人户可以雇人代役，丁多人家不许佣雇。职役的雇役，只在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行于浙右一带，作用范围极为有限。
明代规定16岁成丁，开始服役，60岁免役。徭役有三种：一是里甲之役，以户计征。明时百姓以110户为一里，推其中丁粮最多的10户为里长，剩下的100户，每10户为一甲，推甲首一人。每年由里长一人和甲首一人，率一甲之户应役，10年轮流一次，主要负责催办一里的税粮、传达官府命令、编排各种差役等。二是均徭之役，以丁计征。由里甲根据丁力资产厚薄，分别等级，以定差役轻重，所以称为“均徭”。均徭主要是供官府役使的差役，亲身服役或雇人充役的，称力差；由民户供给或以货币代输的如岁贡、马匹、车船、草料等公用之物，称银差。其后力差也多以银代输，所以银差范围日广。三是杂泛之役，又称杂差，为临时派遣的徭役，如兴修水利、修筑城池、宫院及为地方政府充任各种杂役等。
明中叶，由于土地兼并，赋役不均，阶级矛盾激化，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促进了赋役制度的改革。明神宗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实行赋役合一，将各类徭役，随田赋一起征收。按田地、丁额均摊，并一律征银。这就把徭役合并到田赋之中，将徭役税变成了按田亩征收的货币税。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直发展着的劳役税向货币税的转化过程，结束了沿袭2000多年的劳役税、实物税、货币税并行的赋役制度，劳役制从此开始消失了。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又实行摊丁入地改革，彻底取消丁银，将丁银即人头银全部摊入田亩。丁银原是百姓(16—60岁)向国家提供的徭役的折银，丁银以贫富为差，分上中下三等征课。丁银之外，尚有“差徭”即力役之征。摊丁入地，将丁银并归田亩征收，从此明文规定纳地丁银之民，名义上不再服徭役，“官有兴作，悉出雇募”，从而彻底取消了几千年来压在人民头上的强迫徭役。农民从此不再服劳役，封建国家对劳动者人身控制进一步削弱，劳动者有了更大的人身自由。摊丁入地免除了城镇工商业者的丁银，有利于工商业者的财富和资金的积累，这一切，在客观上有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积极意义。
但是，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决不会就此满足于一种形式。虽然摊丁入地，赋中已经有役，但各地官府无偿征调民夫的现象在摊丁入地后仍然存在。赋外之赋，役外之役，仍然不时地加在劳动人民头上，人民群众并没有完全摆脱徭役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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