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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汉帝国为一端、以罗马帝国为另一端的海陆两途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高潮。
对于西方地中海世界来说，中国就是产丝之国；在一定意义上，汉文化也就是丝绸文化。沿着丝绸古道，大量中国丝货源源西运，流向中亚、南亚、西亚和北非，直到地中海世界。例如，叙利亚东部沙漠之中的绿洲国家帕尔米拉，就是中国丝织品西运地中海地区的一个重要中途站。这里出土的汉字纹锦，是属于公元1世纪的丝织品。它的纹样和织入的汉字同本世纪初在新疆楼兰等地发现的丝织品类似或相同，都是汉代生产的绫锦、彩缯。中国丝货运到地中海地区后，大受欢迎，很快成为那里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阶层人们的普遍的追求。
从中国运往罗马的丝货，都先要经过埃及。因为当时的埃及，属于罗马统治下的亚历山大省区。作为东西方交通与贸易的枢纽，罗马输往东方的货物大都从亚历山大运往东方各地；来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波斯的货物也以这里为最大的集散地。
中国的丝货由中国商队直接运到叙利亚，或通过波斯及其他中介商队转运到那里，然后进入埃及。从公元初年起，中国的丝绸便在埃及流行起来。据记载，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奥帕特拉(公元前43—前30年在位)曾盛装出席宴会。这位历史上的风流艳后身穿的华丽绸衣，就是经过特制的中国绫绮美服。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作家罗卡纳记述这位女王说：“她白皙的胸部透过西顿衣料显得光耀夺目，这种衣料本由细丝精心织成，经罗马工匠用针拆开，重加编织而成”。这就是说，克列奥帕特拉所穿的华丽丝衣，是由中国运进的缯彩，在提尔、西顿重加编织而成的。恺撒大帝也曾穿着这种精美的丝袍，到剧场看戏，因而引起了惊羡与非议。
罗马征服埃及之后，中国丝织品自然畅销罗马境内的各个地区。当时，中国丝绸的精美举世无双。汉代丝织品统称“缯彩”。对于夏季干燥的地中海周边地区，用中国丝织品如绫、罗、绮、纱等裁制的衣服，最为相宜。特别是那些极为轻巧和透明的轻纱，色彩缤纷的暗花绸，更以其特有的轻软、华丽，独树一帜，在素以羊毛、亚麻和棉花为纺织原料的地中海世界，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占有了广大的市场。著名的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公元23—79年)在他的《自然史》一书中写道，赛里斯国所产的丝，名驰宇内。这种丝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的夫人娇媛，将其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少女全靠这种透明的轻纱，显露她们体态的秀美”。
早在罗马的共和末期，丝绸之价竟贵比黄金。丝绸贸易已成为古代世界最大宗的贸易。到公元2世纪时，即使是在罗马帝国极西端的英伦海岛，丝绸的流行也不亚于中国的洛阳。为了获取丝货等物，每年从罗马流入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钱，不下一亿赛斯太斯(古罗马货币单位)。这种崇尚丝绸的风气，愈演愈烈。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人不分贵贱都穿绸缎了。中国丝绸，不仅成为罗马和地中海世界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且在精神上大大拓宽了古代西方各族人民对美的追求的视野。
由于长期、大量中国丝货西流的影响，西方一些文明先进的民族和地区，不仅购求中国丝织品，而且刻意仿造中国丝货。例如，从公元四五世纪以后，埃及人开始用中国运去的生丝作为原料，在当地进行加工制造，或者将中国的丝织品拆成丝线另行重织。如埃及卡乌地方就发现用华丝织成的织物。随着埃及仿制丝货日渐增多，其中还有少量回流中国市场，被统称为“杂色绫”。不过，当时埃及和罗马的简单织机虽能织出透明的轻纱，却织不出中国的花纹。后者需要中国的提花机方能织出。大约在3至7世纪，中国的提花机传入埃及。此外，丝织机的踏蹑设备也是我国最早发明的，而埃及原来一般使用的立机无法安装这种设备，后来引入了中国的平机，才采用了此种装置。
至于中国丝织技艺的西传欧洲，更有一个生动的传说，传说公元550年，东罗马帝国皇帝尤斯提尼阿奴斯决意在东罗马创建缫丝业。当时，有两名曾到过中国的波斯僧侣，向这位东罗马皇帝述说他们在中国见到的养蚕和缫丝的过程。皇帝于是命令他们设法将中国的蚕茧带到东罗马。这两位波斯僧侣挖空心思，将蚕卵藏在空心竹杖里，跋山涉水，抵达东罗马，将蚕卵献给东罗马皇帝。从此，中国的丝织技艺便传入欧洲。
当中国的丝绸产品由海陆两路源源西进的时候，来自遥远的西方的物品与信息，也不断传入中国。
通过商业和外交活动，当时的中国人对遥远西方的“大秦”(即罗马帝国，尤指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埃及)物产已相当熟悉。公元3世纪初出使扶南国的康泰，就称罗马为宝国。鱼豢在《魏略》中，更对大秦物产津津乐道，分门别类加以论述。《魏略》所列举的大秦物产，有金、银、铜、铁等金属类；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火烷布等织品类；赤、白、黑、绿等10种流离(即琉璃)；玛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等宝石类；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特产，总计达65项。它们当中，绝大部分都远涉重洋，输出到中国，受到中国人的赞赏和喜爱。
罗马运来中国的珠宝类船货，大多产自埃及和地中海、红海地区。以珊瑚为例，古代西方文献中记载，早在公元初年，珊瑚就成为罗马帝国运往印度的重要输出物。中国史籍上，这种记载更所在多有。如《太平御览》等书中就有“大秦珊瑚”、“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珊瑚出大秦国，有洲在涨海中”等字样。红海因盛产珊瑚，更被称为“珊瑚之海”。在这些中国史书中，还对地中海、红海地区人民用铁网采珊瑚的办法，作了详细的描述。
在大量吸收中国丝货的同时，西方的罗马人也将自己各种优质的纺织品运往中国。亚历山大等地的织工，善于用金线织绣毛织品、丝织品，运到中国被称为金缕罽〔ji记〕、金缕绣，华美瑰丽，列为上品。中国人长于丝织，西方罗马帝国人则长于棉、麻、毛织。《魏略》这部书中就列举了八种棉麻织品。如“发陆布”，就是一种优质棉布，得名于著名的亚历山大港灯塔所座落的法鲁斯岛。埃及人植棉，年代久远。据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所记，早在古埃及二十六王朝(公元前569—前525年)时期，埃及法老就曾赐给神庙棉布。普林尼更记述罗马时代埃及人种植树棉，埃及祭司所穿的法袍，就是用棉布制成的。古代埃及的上好棉布，以其洁细，得以畅销中国。毛纺业更是罗马帝国最为发达的手工业，其工艺之先进，足以傲视世界。毛织品，中国古籍上称为“氍毹〔qu shu渠书〕”、“毾[登毛]〔ta deng踏登〕”。《魏略》上就记载大秦有“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氍毹、五色毾[登毛]、五色九色首下毾[登毛]”。另一部中国古籍中更介绍埃及毛毯，上面织着鸟兽人物草木云气，十分生动；那织着的鹦鹉，竟“远望轩轩若飞”。从埃及运来的罽褥，在中国各地都极受欢迎。
传入中国的物品，除上述珠宝、织物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外，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玻璃。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腓尼基人就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玻璃器皿。十八王朝法老阿门诺菲斯一世(公元前1557—前1530年)时期，埃及制造的玻璃已经绚丽多彩。到了罗马时代，埃及玻璃制品更是享誉四方，特别是玻璃珠由于色彩缤纷、晶莹剔透，加之大批量生产，更在罗马输往东方船货中占据突出地位。汉代以来，中国人习惯将玻璃称为琉璃，埃及的十色琉璃，无论是器皿还是珠饰，在中国都大受欢迎。在我国河南省，就曾发现了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港出产的玻璃瓶，上有雅典女神的面部像。到了公元5世纪时，埃及制造琉璃的方法即传入中国，它们对推动中国古代美术工艺的发展都起了一定作用。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6—前5世纪时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答摩·悉达多所创立。到公元前3世纪，开始广为传播。佛教传入我国，是通过西域古丝道东来的。西汉末年，西域大月氏派使臣到汉朝，曾给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浮屠，即佛的音译)。到东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汉明帝曾派使臣到大月氏去邀请天竺(古印度别称)沙门(即和尚)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人携带佛经东来，他们用白马驮着佛经来到东汉都城洛阳，东汉王朝特地修建了白马寺。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流传甚广，影响遍及全国。从此印僧东来布道，汉僧西去求法成为为时数百年人数众多的活动，成为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国和印度两大古代文明产生了具有深刻内涵的汇聚。
从东汉时期开始，由于佛教逐渐通过古丝道传入中国。以希腊、罗马式装饰手法表现印度、罗马题材的犍陀罗艺术也流传到我国新疆地区，给我国的绘画、工艺美术、雕刻和建筑带来了希腊、罗马的风韵。例如，罗布泊南汉代楼兰国都扜泥城的废址米兰，在本世纪初发现了罗马式壁画。壁画中的王子、比丘和有翼天使，以及佛教僧侣，同埃及法雍的画风如出一辙。壁画的画题所表现的应是佛教故事，但构图、色调和绘画技巧则完全是罗马式的。尤其有趣的是，印度佛教故事中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驾的马车，竟是一辆罗马式的驷马车。时代晚于米兰的库车、拜城千佛洞的绘画，亦多为希腊、罗马格调。见于各处的宴饮图中都附有古典希腊艺术中的海马和美人鱼等题材的插图，来源也不外乎是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在内地，河南唐河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已出现希腊、罗马盛行的有翼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十分生动，是属于东汉早期的遗物。这种犍陀罗艺术一直在我国新疆地区流传到8世纪。沿着丝绸之路的南北二道，许多佛寺遗址发现的大型壁画就是希腊、罗马、印度、波斯和中国画法融会的结晶。
在造型艺术方面，埃及鹰头兽式样的雕塑艺术也早经过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民族流入中国。希腊人、斯基泰人都热衷于采用这一图像，以之为神物。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匈奴人喜爱这一图案。内蒙古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匈奴墓中的金饰片和陕西神木出土的圆雕金鹿形鹰头兽，都是明证。甚至汉代输往西亚地区的丝织品中，也有鹰头兽图案，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适应地中海东部文明各国的需求，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除了鹰头兽外，古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竟然也在中国落户。山东嘉祥隋代官员徐敏行墓出土的镇墓陶兽，居然也是狮身人首，其人首部分为一老人，高38厘米，宽12厘米。说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在建筑艺术上，埃及的式样也流行于我国新疆。多里亚石柱原为古埃及通行的建筑支柱，后来被希腊人所吸收。公元三四世纪左右，传入新疆东部。到了6世纪，希腊式石柱传入中国内地，南京六朝时代梁朝诸帝墓前希腊式瓜稜形凹纹石柱，就是其中的代表。可见罗马时代的埃及建筑式样，竟然也得在东海之滨的长江三角洲，有了新的寄寓之所。
伴随着中西交通的逐渐开通与发展和双方之间经济交流的扩大，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这种了解，一直远及极西之地的罗马帝国。从地理意义上来说，当时中国所了解的“大秦”即罗马帝国，恐怕主要还限于它的东部边区，特别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人就知道了“黎轩”。此后我国的史籍中，更有“犛〔li离〕靬”、“犁靬”、“犁鞬”等记载。这个令中国人的兴趣经久不衰的绝远国度，就是亚历山大城。所谓“犛轩”、“犁靬”、“犁鞬”等名称，就是亚历山大的对音。公元3世纪初撰写的我国史籍，就明确指出“黎轩”在安息、条支(阿拉伯)西方，大海的西边。又指出其国中有河，而该地西方又有大海。还记载说“西有流沙”。这些记述已相当清晰地标定了位于由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连成一片的海域以西的埃及的位置，并指明了尼罗河、地中海、乃至埃及西边的利比亚沙漠或撒哈拉大沙漠。同一记载在叙述当地商业、货币、物产、交通等情况时，还述及那里的政治生活，如说“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主，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鱼豢《魏略》)。这里记述的所谓“国无常主”、“更立贤人以为主”等，同当时罗马帝国实行元首制，保留了一些共和制的外衣有关，也是我国人初次接触古代西方世界时，对共和政治的一个介绍。它虽然讲得很含混，但对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的我国古代人说来，却无疑留下了一块政治思想领域中驰骋想像力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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