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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至宋、元时期，中国和西方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迅猛高涨的新时期。这是由于双边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状况的变化所促成的。
在中国方面，继两汉帝国之后，唐王朝再一次使中国获得振兴，成为强大、统一和繁荣的东方封建帝国。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高度发展的极盛时代。由于封建经济的高涨和国势的雄强.中国进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条件，无论就需求还是就实力而言，都是极为优越的。大唐帝国威震宇内的雄强国力和它包容四海的恢宏气魄，无疑都大大减少了它与遥远的殊方异域进行文化交流的阻力。宋代不仅保持了唐代开创的对外文化交流高涨的势头，而且特别由于南宋偏安的局面，国土剧缩而民族战争负担奇重，因而经费困乏，更加依赖海上对外贸易的经济收益。蒙古西征和元代在中国造成的短促统一，更给中西交通带来空前便利的条件。因此，自唐乃至宋、元，中西文化交流更趋广泛、深入。
在西方，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在伊斯兰圣战的旗帜下，阿拉伯人以横扫之势，迅速占领了埃及、马格里布以及欧亚大陆其他一些地区，建立了地跨三洲、雄强一世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和伊斯兰教迅速向中亚、东亚和东南亚广大地区的传播，一方面也推动了海、陆两方面东西交通的发展，同时，更促进了西方地中海东、南部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繁荣。10世纪下半叶，法蒂玛王朝征服埃及，迁都开罗。1260年，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素丹巴拜尔斯击败了蒙古西征军后，埃及更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世纪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巴图塔笔下，亚历山大的“港口是巨大的，是世界上所罕见的，只有印度的俱兰和古里港、土耳其人管辖的苏达克港和中国的刺桐(即泉州)港堪与相提并论”。而开罗则“是当地的京都。法老的首都，地区辽阔，物产丰富，房屋相连，大有容纳不下之势。开罗一直在走着红运，所以能统治万民，管理阿拉伯人和外邦人”。阿拉伯人在西亚、北非一带创造的高度发展的伊斯兰封建文明，使其在同中华文明交往时能够达到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欧洲，这时主要是中华文明同阿拉伯文明交流的受益者。特别是在12世纪以后，随着意大利半岛商业的活跃，威尼斯、热那亚发展成欧洲最大的商埠，它们主要进行东方贸易，目光集中在遥远的、神话般富足的中国。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进入了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超两汉时代的巨大高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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