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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换的频繁促进了货币制度的发展。起源甚早的金属货币到春秋中晚期使用更广，战国时货币经济益趋活跃。战国的铜币有四种类型：一是铲形的“布币”，二是刀形的“刀币”，三是环形的“圜钱”，在北方各有其不同的流行地区；四是铜贝，流行于南方的楚国，称“蚁鼻钱”。各大城市纷纷铸钱，钱上大都铸有地名，豪家富商也自行铸钱。民间交易已大量使用铜币，主要农产品粟的价格都用铜钱计算；有的地区赋税也征收货币，即所谓的“刀布之敛”；铜币还被用来支付“庸客”的工资；“握粟出卜”的实物交付现象已经少见。黄金代替珠玉，作为“上币”在各国之间通用。一些象牙床、千里马、宝剑、狐裘之类的贵重商品的买卖都用黄金论价。国君赏赐臣下、官僚相互送礼贿赂等也常使用黄金，动辄千斤、万镒(一镒24两)，已非春秋时期的馈赠、纳献、贿赂、交易还以珍宝实物为主，即使有黄金使用也是少量的情况可比。金属货币的大量应用是商业发展的结果，但货币越发展，交换手续越便利，反过来又给商业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给商人操纵物价提供了方便，使商业资本的积累加速进行。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上造成了浓厚的拜金思想。据《史记》所载，苏秦之嫂对苏秦“前倨”，是因为他“黄金尽，貉裘敝”，到秦国去游说，空跑了一趟；“后恭”，是因为他这番荣归，“位高多金”。那些食人之食，忧人之忧，替主子杀仇的食客，有的就是被人以钱收买的对象，其中不少人是屠狗、卖浆、市井商人出身。学术界竟也出现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利己主义的杨朱学派。有钱人不但生前爱钱，还希望死后有钱享乐，大量地以冥币随葬的风气日见普遍。有的人还以天平、砝码、算筹、竹简、笔等商业用具附葬，好像死后还准备去做买卖赚钱似的。
随着商业货币经济的发展，高利贷也盛行起来。孟尝君以钱贷于封邑内的农民，一次收息就可达10万钱之多。富商大贾也不示弱，往往乘农民穷困之时，发放高利贷，农民还债时再压价收购农产品，进行双重剥削。到东周末年，甚至周赧王也成了个负债累累的债务人，还不起债，只好躲上高台去避债，周人名其台为“避债台”，后世“债台高筑”一成语，即从这故事而来。
土地被卷入商品货币的浪潮之中，其自由买卖愈益盛行，“田里不鬻”的旧制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战国时，平时夸夸其谈、长平一战全军覆没的赵括，当赵王拜他为将时，其母表示反对。理由之一就是赵括不把赵王赐给他的金帛与将士分享，却“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土地买卖使饶有资财的商人也因购买大量土地而成为商人地主，不少商人更在放高利贷中兼并还不起债的农民的土地，集商人、地主、高利贷者于一身。
奴隶在战国时还被作为商品买卖。“民无饘〔zhan毡，厚粥〕者，卖其子”(《管子·揆度》)，“天饥岁荒”而“嫁妻卖子”(《韩非子·六反》)，小农的破产，高利贷的作祟，造成了一种前所少见的“债务奴隶”(奴隶社会的奴隶主要由俘虏罪犯而来)。秦国设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但奴隶的来源毕竟较前为少，价格也因此上涨，赎一逃奴百金，买一美女三千金。奴隶主要用于家内劳动、商业和手工业。以后在封建社会里，一直保留着买卖家奴的旧制度的残余。
劳动力的买卖现象在战国时也日渐增多，当时称“庸”(佣)；卖佣往往通过市场，谓之“市佣”。在工商业中也有雇工，称佣作、佣保；酒店的佣工即称酒保。荆轲行刺秦王，其酒友高渐离为他击筑送行，荆轲失败后，高渐离“变名姓为人佣保”，即为历史上佣保的著名之例(《史记·刺客列传》)。
货币制度的发达，高利贷的盛行，土地、奴婢、劳动力的商品化，都是商品经济相当活跃下的社会现象。由此可看出这一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商业确非过去奴隶社会水平不高的商业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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