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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是民族贸易与对外贸易的奠基时期。西汉时西南各族同巴蜀之间的民间贸易开展较早。“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ze责〕马、僰〔bo博，古族名〕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史记·西南夷传》)巴蜀运往西南各地的是漆器、铁器、农具、丝绸和其他商品，蜀地的特产枸酱多半卖给夜郎。武帝时唐蒙出使南粤(今广东，当时尚独立)，在招待会上尝到枸酱，问询之下，知悉是由夜郎经南粤西北的牂柯江(今北盘江上游)分销过来的；回长安后又从蜀商那里得到证实。根据这一信息，西汉政府决定和夜郎建立联系，以便从水路来打开汉与南粤的交通。于是唐蒙携带大量缯帛、食物，从巴蜀笮关进入夜郎活动，劝夜郎内属。夜郎及其附近城邑同意归附汉朝。武帝在那里设犍为郡。不久，邛、笮也归向汉朝，设立郡县。官方关系确立，边关即通，从此汉族人民可以公开地自由地去作买卖，而不再是“持货窃出”了。
西南滇国的内属时间稍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蜀布和邛竹杖在市场上出售，问知这些商品是从印度运去的。巴蜀→西南→印度→大夏有一条商路。张骞向武帝建议通过这个商路可和西域、中亚各地建立联系(当时匈奴控制西北，河西走廊交通被阻)。这一建议被采纳，即发使四出，打听到滇边有个乘象国(缅甸)，巴蜀商贾由此把商品转道输往印度。于是，汉“始通滇国”，在滇置益州郡。中原的物产如铜器(铜镜、铜灯)、漆器等源源运到那里；滇地后来自制的铜器和中原形制相仿，是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汉武帝时南粤才消除割据状态，番禺(今广州)也就成为南方的一个商业城市。汉族商人不远千里而来，搜罗象牙、犀角、玳瑁、珍珠、龙眼、桔柚、葛布等，贩卖到内地去，以致当时有“民间厌(餍足)桔柚”之说。
在北方，汉族与匈奴族贸易时断时续。汉初商定在边界“通关市”，中原的缯、絮、酒、秫为匈奴人民所喜爱，匈奴人民的马、驴、皮毛也为汉族人民所珍视。但匈奴奴隶主贵族常劫掠边沿各郡，战事时起。武帝中进行大规模的反击，迫使匈奴势力退出河西走廊(甘肃)，打开了内地与西域的交通。而在过去，匈奴从汉方拿走的大量丝织品，并不适合自用，实际上主要是转输西域(新疆以及中亚)去卖大价钱的。西汉决心控制、保卫内地到西域、中亚的商路，目的之一就是要与匈奴争夺对外贸易上的主动权。为此，汉武帝派遣张骞再度出使西域和中亚，寻求合作，共同对付匈奴。出使时带上数千巨万的金、帛、货物，上万头的牛羊，担负着政治联系和物资交流的双重使命。以后汉使去西域的每年有五六次乃至十几次，每次少者上百人，多者几百人，商人也常应募同行。武帝时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先后设了四个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敦煌作为对外贸易的门户开始兴起。
当时从长安经西域各小国以达西亚、欧洲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沙漠以南)，经楼兰、于田，到莎车，越葱岭(帕米尔)南部西去，可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中部)、大夏、安息(今伊朗境内)，再西行可到条支(伊拉克境内)、大秦(罗马帝国地中海东部一带)，称“南道”；另一条是出玉门关，沿天山南麓(沙漠以北)，经车师、龟兹，到疏勒，越葱岭西北，可到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今锡尔河、阿姆河中下游)、奄蔡(今咸海与里海间)诸国，再往西可到大秦，称“北道”。由于奄蔡及其东北等地盛产貂皮，貂皮由此输往中国，故北道也称为“皮毛路”；而南道则是汉方大批货物输出的通道，其中以丝和丝织品为主，因此也称“丝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即是由此时开端的。汉时中国的丝织业已十分发达，品种繁多，花色精美，经中间商人(安息)之手运往大秦，一两丝与一两黄金同价。大秦把中国称为“丝国”，对东方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
张骞通西域与丝绸之路示意图
中外贸易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中亚的石榴、葡萄、核桃、芝麻、苜蓿等随之传到中国，在中原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中国的凿井术和炼钢术传到了中亚。中国良好的国际影响扩大到远方。
东汉中叶，从红海到印度的海道已经畅通，中亚、西欧的贸易多改由海道。公元166年，罗马商人以大秦国王安敦使臣名义，由海路经日南到达东汉帝都洛阳，这是中国和罗马直接交往的开始。孙吴时大秦商人秦伦从交趾到建业(今南京)面见孙权，在东吴住了七八年之久。
南北朝期间，北方政府和各少数民族的经济联系有不少的开展。西域的龟兹、疏勒、乌孙、高昌(今吐鲁番)的使者“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尤以同高昌的关系更为密切，“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伊吾→哈密→高昌)，高昌又为西方商人来中国的通道，这是东汉时始辟的新道(“新北道”，原西汉时的北道北朝时改称“中道”)。突厥以马易北朝的绢，交易相当繁盛；吐谷浑也与北朝有贸易往来，北周时常出动商人数百人，驼骡数百头。对外贸易至北魏统一北方后始见活跃。孝文帝时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因“乐中国土风”，长期居住洛阳的达一万多家；洛阳城南，设立商馆，供外商交易；四通市也是外国人常来的市场。(《洛阳伽蓝记》卷四)
南方通过海路的对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番禺是外贸的中心，梁时海舶一年来几批至十几批。地方官大饱私囊，当时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的说法。南朝不仅与南海十余国(林邑、扶南、盘盘国等)的通商比过去更为密切，而且开展远洋贸易，西至波斯和大秦。中国和师子国(锡兰，即斯里兰卡)、天竺(印度)之间商船常有往来，东晋末到印度取经的高僧法显就是乘一艘载两百余人的中国自造的商船，从师子国启程回国的。当时海外输入的主要还是象牙、犀角、珠玑、玳瑁、翠羽、火布、香料等珍奇物品，输出的则以丝织品为大宗。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民族贸易相当发达。唐前期主要以丝帛换取突厥、回纥的马匹；唐后期回纥入朝驱马易茶，中原地区同沿边各族的茶马贸易已经开始。
对外贸易，在隋及唐前期西北陆路贸易尚占重要地位。隋时裴矩出使西域，后专驻于张掖，管理丝路贸易，招徕西来商旅。唐前期在西域、中亚一带设安西、北庭都护府，以保卫商路，并沿途设置驿馆；丝绸之路的贸易又活跃于一时。唐后期，吐蕃占据河西走廊，西北陆路交通受阻，贸易顿衰，对外贸易转向海路发展。
本来由于海路贸易的发展，唐政府已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中国最早的“海关”。海舶来时市舶使负责验货、定价、征税(3/10)；珍异、香料等物抽买部分后，外商即可自由贸易。在广州划出专门的区域——“番坊”供外商居住，并允许外商立庙，尊重其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各国商船填塞广州港内，多时(大历时)年达四千多艘，以师子国的船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郡邑为之喧阗”(《唐国史补》卷下)。经政府批准，中国商人巨大的远航船常到南洋、印度的南部东西两岸、波斯湾北岸、红海一带去贸易。东海贸易亦有所发展。 日本与唐政府之间起先采取传统的贡献与回赐的交易形式，后来特许的商船也互相进行贸易往来。除由登州经朝鲜去日本外，从扬州出长江口或从明州(宁波)出航利用季候风也可到日本。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商人来贸易的很多，北起登、莱，南至楚、泗，都有他们的足迹。唐后期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更使扬州成为东南海舶停泊的最终港口(当时扬州地势与今不同，海船可入)，大食、波斯的商船自广州，北航经泉州，直达扬州(货物不再取陆路越大庾岭)；扬州交易之盛不亚于广州。
在对外贸易中，从西方和南海诸国进口的商品主要仍是香药、珠宝、犀角、象牙、禽兽，再加皮毛、吉贝(棉布)；从日本输入的有硫黄、砂金、漆器等物；从朝鲜则输入牛、马、麻、布、折扇等物。输出商品除了传统的丝织品和瓷器外，还有弓、矢、刀、铜器、铁器、纸、笔、绣货、药材、书籍等。波斯人称来自中国的铜器为“中国铜”，肉桂为“中国树”。中国的茶叶和茶种开始传入日本；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也在唐时传入阿拉伯，以后再通过大食传到埃及、摩洛哥和欧洲，为世界的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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