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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商业和手工业都由官府占有，叫做“工商食官”。西周时生利的商业由大贵族以官府的名义垄断，实际从事商品交换的专业商人主要是“贾正”率领下的商业奴隶；平民经商很少。西周后期，“如贾三倍，君子是识”(《诗经·大雅·瞻印》)，小贵族也热衷于做起买卖来。开发工商之利的新兴的工商业者更成为“多藏”的富豪。他们是历史上最早的私商，构成了“工商食官”制度的外在威胁。进入春秋前期，工商食官作为奴隶制的残余一时还保持下来，但是在建国(郑)、复国(卫)、兴国(晋)的过程中，统治者为了争取商人的支持，改变其低贱的身份，从而造就了一些受保护、蒙优待的私营商人。春秋后期，随着封建制的形成和发展，原奴隶身份、“食于官”的贾人和百工，也在各种情况下，经过斗争(逃亡、武装暴动)或立有军功，而获得解放；官贾官工之长亦乘衰国或亡国之机，叛逃、离散，成为民间的百工商贾的重要来源。他们与西周末春秋初的富而不贵的私商的后裔合在一起，都是不受命于官府的私营工商业者或个体小工商。随后，士人、去职官僚经商者、平民经商者、弃农经商者，人数亦日多。具有自由身份、独立经营权力的私商——“自由商人”队伍不断扩大，到战国时私营商业在流通领域居主要地位，工商食官制度崩溃，官营商业只在某些场合下存在。
春秋战国社会发生变革之际，商人中除一部分人与旧贵族关系密切，安于现状，不希望打破旧秩序外，另一部分新兴的自由商人从本身利益出发，同情劳动者阶级地位的改善(由于劳动热情提高，可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更大的市场)，赞助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关梁无阻，商税减轻)，支持土地私人占有制的建立，因之和新兴地主阶级站在一起，拥护新制度，反对旧势力，在政治上是当时的进步阶层。在商业本身，自由商人调剂物资余缺、平衡市场供求，发挥了商业的客观的经济功能；其亦工(矿)亦农(牧)者，更在开发资源、增加社会财富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应运而生的自由商人，中间出了一些颇有名气的历史人物，在《左传》中不止一次记述了郑国商人的故事。西周末郑桓公率善经商的商遗民，辟草莱，开荒地，到“洛之东土，河济之南”来建立郑国，破例地解除其奴隶身份，并给予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双方还订有一个相互支持的盟誓，所以郑国的私商在春秋前中期就很活跃。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贩运商品到洛阳去，途中发觉秦军正悄悄经过周、滑，去偷袭郑国。弦高即拿出12头牛和四张熟皮革，伪装奉郑君之命前来犒师；暗中派人回去火速报信。秦军认为郑国已有准备，放弃偷袭计划，灭滑而还。郑君用存国之赏赐与弦高，弦高不受而去。公元前597年，晋国大将荀[上艹下窑]〔ying英〕为楚军俘获，九年后有个来楚经商的郑国商人筹划把囚禁中的荀[上艹下窑]夹藏在货袋里偷运出楚境，计划正待执行，恰好楚国放了荀[上艹下窑]。日后这位商人到晋经商，荀[上艹下窑]仍像对救命恩人一样款待他。商人说我没有功劳，不敢领受这种待遇，就转到齐国经商去了。这两件事说明郑国的经营活动能力很强，在社会上已能发生相当的影响。
春秋后期至战国，自由商人经营规模更大，财力更巨，已非春秋前期的郑国商人所能望其项背。其著名代表，春秋末有子贡和范蠡，战国有白圭，都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凸显的人物。
子贡(端木赐，公元前520年—？)孔子弟子，士人经商的典型。孔子说他“不受命而货殖焉”，即当一个不受命于官府的私商之意。他的老师又称他“臆则屡中”，就是善于猜中行情。司马迁也说他“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就是贱则买进(举)，贵则卖出(废)，掌握时机，从中转易取赢。他从事当时热门的珠宝生意：“有美玉于斯，韫诸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论语·子罕》。韫〔yun运〕，收藏；沽，卖)三句话不离本行。他意识到商品价格的升降和商品供给数量的多少密切相关，说“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min民〕(美石)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荀子·法行》)“物以稀为贵”的观点由当过商人的子贡提出，自然顺理成章。
范蠡(约公元前496—前473年)以越大夫去官而经商，三致千金，历史上有名的陶朱公就是他。他经商致富，是运用了“计然”之策，通过自己的实践，形成了一套“积著之理”(著，贮)。这套经营理论的内容，首先是要求按照天时和农业生产规律来决定自己的经营对策。“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要知时而备，预知不同时间需用之物，事先作好准备。这个“时”主要指天时，即年岁的丰歉和水旱等变化。天时变化有规律，可以掌握：“六岁穰(丰收)，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史记·货殖列传》)由未来的丰歉水旱的变化中摸索规律，即可预测商品供求变化的长期趋势。“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国语·越语》)：在大旱年应预作舟船的生意，因这时船没人要，价贱，可先进货，以后大水年船即将成为市场特别抢手的商品而涨价；反之，在大水年则应预作车子的生意。这可称为经营上的“待乏”原则，贸易的物资以迎合将来的迫切需要最为有利可图。范蠡还要求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判断价格的涨跌，即所谓“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价格涨跌有一极限，“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史记·货殖列传》，以下引文出处同此)。一贵一贱，极而复反。要在商品贵到适当程度及时抛出——“贵出如粪土”；而在相当贱的时候及时收进——“贱取如珠玉”。不能因价贵而保守惜售，因价贱而观望不前。在具体商品的经营上要注意商品质量，贮藏货物要完好。这叫做“务完物”，“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范蠡更特别要求注意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不能把货币滞压在手中，这叫做“无息币”。也不能囤积居奇，贪求过分的高价，要从加快周转中来增加利润，这叫做“无敢居贵”。范蠡与子贡并称。后世所说的“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即指此二位而言。
范蠡以后善于经商的当推魏文侯时(公元前466—前397年)的白圭。他的作法是“岁熟，取谷，予以丝漆”，在粮食收获季节及时买进粮食，供应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在蚕茧上市时收购丝绵和丝织物，及时出售粮食。白圭把自己的经营之道归纳成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把某些尚未形成社会迫切需要的一时供过于求(人弃，如收成时或丰收年的粮食)从而价格较便宜的商品，预先大量购存(我取)，等待时机，在社会急切需要并求过于供(人取)而价格上涨时再行出售(我与，如青黄不接或歉收年的粮食)。这也是待乏原则的运用。利润来自丰歉差价、季节差价或供求差价，但可以起到平衡供需的作用。故白圭自诩为是“仁术”。白圭善于“趋时”，“乐观时变”，能迅速而准确地掌握经营时机，“若猛兽鸷鸟之发”。他还有一个经营原则，就是薄利多销。“欲长钱，取下谷”；下谷之类为必需品，利虽不高，但成交量大，能以多取胜，不高抬价格也可获大利。为了增加粮食资源，他主张“长石斗，取上种”，即选择优良品种作为种子供应，以提高谷物产量。白圭是经营农产品贸易——主要是粮食的商人，民以食为天，这比之经营珠宝生意，同人民的关系要大多了。这个以经商自负，把“智”、“勇”、“仁”、“强”作为商人必备条件的白圭，曾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史记·货殖列传》)后世商人把白圭奉为自己行业的祖师爷。
春秋战国时自由商人因经营思想的不同，而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良商”、“诚贾”，一种是“佞商(奸商)”、“贪贾”。前者不搞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富好行其德”(范蠡)，以经商为行“仁”术，知“取予”之道(白圭先予后取，在与人方便、好处的前提下，取得合理的利润)，薄利多销，货真价实，买卖公平，信誉卓著，受到人们的欢迎。后者抬价压价，故意扩大供求矛盾，制造价格波动，为牟取暴利而不惜破坏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生活；其欺诈掠夺该受人民的憎恶。子贡、范蠡、白圭能较好地处理经商谋利与商业道德的关系，处理取与予(赚钱与服务)的关系，堪称为诚贾的代表。他们的经商理论，诸如：“察时测变、储饶待乏”，“论其多寡、贵贱可测”，“周转从速、薄利厚得”，“完物上种、货求精择”，“知所取予、仁心为质”等内容，实已达到当时最高的水准，对后世也起了深远的良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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