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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土生华侨生长于斯土，讲着当地的语言，完全融合于当地社会，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对中国相当隔膜，很少联系，对中国发生的各种事情一直采取消极旁观态度，但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风向似乎变了。这一时期，在文化上产生寻根和回归华夏文化的趋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大量翻译，儒家思想的宣扬即是明证。他们日益把命运与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居住区、旅行、入境等方面对华侨诸多限制，法律上歧视华侨，把他们列为二等甚至三等公民，乘车、看电影不能买好座位票，甚至无理规定华侨不许穿西装，一般华侨子女被禁止进入荷兰学校学习。荷兰殖民统治者的这些种族歧视政策，使华侨尤其是土生华侨感到屈辱，他们不满这种政策。另一个原因是，20世纪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感召。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使他们欢欣鼓舞，他们相信，中国一旦强大起来，自己的屈辱历史就会结束。因此，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回归”、倾向中国，并和“新客”华侨一道，投身于提高华侨的社会地位、争取华侨正当权益和支援中国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华侨民族主义运动。
华侨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这一政治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茂山、洪渊源和郭克明。郭克明是1910年土生华侨创办的马来文《新报》的社长、主编和记者。有的人(如柯全寿)虽不在《新报》工作，但持有和朱茂山等人相同的政治观点，因此被统称为“新报派”。新报派认为：华侨“既生为中国人，就永远是中国人”，坚持保留中国国籍；“不管中国是好是坏，是弱是强，中国总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中国是华侨的靠山，“最重要的是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华侨才有地位；华侨应该接受中国文化教育；反对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这些观点代表了中下层华侨的利益，面对荷兰殖民统治者歧视欺压，他们只有团结起来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斗争，并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富强上。新报派不仅在居住国积极反对民族歧视、反抗殖民主义的压迫，而且尽力支持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等历次革命斗争，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此外，新报派还同情和支持印尼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为之作过积极贡献。所有这些都应予肯定和赞扬。当然，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和个人不能不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而带有局限性那样，新报派也不例外。比如他们片面地要求保留中国国籍就是一例。其实当时的土生华侨已经融入所在国社会，对他们来说，中国实际上已是遥远的他乡，长期地在当地生存和发展下去才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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