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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曾经得到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说过许多肯定华侨的革命贡献的话，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华侨是革命之母”，它生动形象地说明，如果没有华侨从革命一开始就给予支持，革命是难成功的。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在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这话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华侨的分布，以南洋地区为多，因此给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以强有力支持的首先是南洋华侨。
孙中山先生也是华侨，在他13岁时就投奔旅居檀香山的哥哥孙眉(孙德彰)。他在檀香山受过教会教育，也在哥哥店里工作过。1891年，在檀香山组织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了在海外的革命生涯。在1905年革命政党——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先生在欧美、日本活动较多，同盟会成立之后，南洋就成为他革命的主要基地了。
南洋华侨热烈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纷纷在各地建立同盟会分会。1905年10月，他到越南，首先在堤岸建立同盟会分会。第二年年初到达新加坡，受到爱国华侨陈楚楠、张永福的热烈欢迎，在这里他领导建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先后加盟的有400余人，其中有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在这之后，南洋各地都有同盟会组织。到1908年，仅南洋的英荷殖民地(包括印尼、新马等地)就有同盟会的分会组织100多个。南洋华侨革命的中心在新加坡，后来迁移到槟榔屿。从1900—1911年期间，孙中山先生曾八次抵达新加坡，其中有三次住在一所名为“晚晴园”的两层楼房里。这是爱国华侨张永福供养老母的寓所，张永福主动借给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活动的总部。年轻的新加坡共和国是十分重视历史传统的，现在的“晚晴园”已成为文物资料馆，得到很好的保护，甚至地铁施工可能危及它时，也不惜改变线路，以保护这座有功于革命的建筑物。
南洋华侨对革命的另一个巨大的贡献是参加武装起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从1895—1911年武昌起义的16年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人前后发动了10多次武装起义，华侨都是起义的骨干力量。特别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在广东、广西、云南发动的几次起义，都有不少南洋华侨参加。其中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的指挥者是新加坡华侨许雪秋，同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是新加坡华侨邓子瑜指挥的，这两次起义的骨干力量都是华侨。1908年3月钦、廉起义，主力是由华侨组成的200余人的短枪队。
最壮烈的一幕是1911年的黄花岗之役。
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先生、黄兴等人1910年10月在槟榔屿开会策划的，华侨从各方面给予支持。本来计划挑选800个人组成敢死队，通过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一举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但由于联络工作不力，敢死队也只到了一部分。4月27日黄兴指挥着这样一支人数不齐、仓促成军的队伍，在广州发动起义，进攻总督府。这些敢死队和革命志士，在起义的战斗中不畏牺牲，英勇作战，但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事后，收殓了72具烈士的遗骸，合葬在黄花岗，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后来又陆续查明14名烈士，计共86人，其中华侨占1/3，而且全是从南洋各地回国参加起义的。这些烈士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华侨的光荣。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更重要是从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起义的装备，士兵的粮饷，活动的经费，革命领袖的各种开销等，几乎全部是华侨捐献的。孙中山先生在回忆他所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时说：“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1907—1908年孙中山先生领导几次起义，共得华侨捐助约20万元，大部分是南洋华侨所献。黄花岗起义的军费共筹得港币18.7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了八万元。武昌起义，民国政府成立后，南洋华侨的捐款就更多了。陈嘉庚个人捐了五万元给孙中山先生，许多祝贺革命胜利的电报都加上“款明日电付”、“款继发”等内容。有人统计，1911年南洋华侨所捐的款多达五六百万元。慷慨解囊的华侨，各阶层的人都有，既有陈嘉庚这样的爱国资本家，也有很多是贫苦百姓，有些事迹是十分感人的。卖豆芽菜的越南华侨小贩黄景南，加入同盟会后，将自己一生辛劳积蓄的几千元，全部献出作起义军费。并且还将以后每日卖豆芽的收入贮入“扑满”①，以作革命之需。越南挑水工人关唐，每挑一担水只得一文钱，但他将半生用血汗换来的3000元全部捐作起义军饷。这些捐款绝大部分都是义捐，孙中山先生说这些华侨“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一团热诚，只为救国”。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是永垂史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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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储蓄钱币用的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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