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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读了书就必须去做官，就像农民必须去种地一样。但读书人多，官位少，大官的位就更少，于是蝇营狗苟、阿谀奉承、行贿受贿、阴谋诡计就出来了。为了抑制一下这种坏风气，古代国家也会表扬一些有德有才而不愿做官的人。
秦汉以前有才能而不愿做官的，一般称为隐士。隐士们有的住进深山，有的也就和一般人住在一起，只是干着被当时人认为是卑贱的职业：种地、做工、算卦等等，但经商的不多。汉代独尊儒术以后，隐士们又多是儒生。魏晋以后，佛教道教兴起，不少隐居者，往往被当成道士，特别是那些隐居深山的。比如诸葛亮，当初就是个隐士，现在戏剧里多把他打扮成道士模样，就是人们把他当成了道士。其实三国时道教刚刚兴起，他和道士一点关系也没有。宋朝初年有个陈抟[tuan团]，原本是落第儒生，逃进了深山。人们传说他会炼黄金，后周的皇帝把他找来，观察了一段，看他没啥能耐，就放了他。人们还传说他有养生术，能让人长生不老。宋朝的皇帝又把他找来。他说：“我确实没什么养生术。再说，养生术对皇帝有什么用呢？皇上把国家治好，就是最好的养生术。”在后人心目中，陈抟却是最出名的道士。
宋代以后，那些不愿做官、却又不逃进深山的，还是儒者。逃进深山的，往往被当成道士。
也有些假隐士，把隐居作为出名、做官的捷径。比如和陈抟同时、名声也很大的种放，后来成了恶霸官僚，名声很坏。
隐士们隐居的原因很多，但多数是在求官的道路上受到了挫折，看到了现实社会上的危险和丑恶。他们淡于名利，不追求物质享受、不和人竞争。这一切，和《老子》、《庄子》的主张完全一致。老子、庄子本人就是隐士，他们的学说，自然成了隐士们的旗帜。隐士们也会有意无意地欣赏《老子》的主张。而且，除非他有特别的声明，后人还往往给他们披一件道袍。
隐士之中，有许多人卓有才能，志节高尚。失意的士大夫，往往把他们作为榜样，因此也促进了《老子》思想的传播。
即使那些得意的士大夫，也往往喜欢谈论《老子》，以标榜清高，或者借以逃避现实中那纷纭复杂的矛盾。
最喜欢谈论《老子》的时代，是魏晋南北朝时代。谈《老子》谈得好，甚至可以做官。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谈论《老子》的风气更加兴盛，上至皇帝，下到群臣，谈论《老子》成了一种时尚。梁元帝萧绎(公元552—555年在位)在自己被敌军围困，即将成为俘虏的时候，仍然给百官讲《老子》，百官都穿着甲胄来听讲。由此可见当时士大夫对于《老子》兴趣的浓厚。
直到北宋时代(公元960—1127年)，士大夫们仍然喜欢《老子》。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 1019—1086年)，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都曾为《老子》作注。许多士大夫还为自己起了道号，比如“六一居士”、“东坡居士”、“山谷”等等，就都是道号。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晚年还经常穿起道袍，俨然一个道士模样。其实，上面这些人，都被认为是纯正的儒者。
北宋以后，理学兴起，儒道二家的界限逐渐严格起来。这时候，谁谈论《老子》，就被认为是迷恋异端邪说，马上就会被人瞧不起。不过，理学家之间，也互相指责。一些人攻击另一些人混同于佛教，另一些人又攻击这一些人混同于老子。后人认为，老子的精神已渗入理学家的血液中和骨髓里，他们反对老子仅仅是表面上的。
老子和中国古代其他道家人物的思想，真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社会上只要有失意者在，人只要有失意的时候或失意的可能，老子思想的影响就存在。
然而另一面，老子思想也遭到了激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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