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中国新诗发展问题探讨
作者：李林展
2、丧失了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则。20世纪中国新诗以反叛传统诗歌为己任。在新诗革命时期，新诗成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革命的先锋，扮演了如雪莱在《诗辩》中所言的诗是思想政治改革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的角色，不但成了启蒙大众思想和政治文化革命的先驱，而且还被改革家们作为工具加以使用。百年间新诗文体建设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基本的做诗规则。西方的自由诗是有“诗体”的诗，至少建立起了“准定型诗体”，诗的表面韵律仍然受到重视，只是对传统严谨诗体进行了适度的改良，是“相对的自由”。“自由诗”不是简单地反对韵律，而是追求散体与韵体的和谐而生的独立韵律。而中国的自由诗是既“无格”也“无体”的诗，极端地打破了“无韵则非诗”的原则，没有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诗体”。
3、诗歌内涵缺乏。新诗的一个通病就是经常出现主题决定论或意志决定论的危机。例如，大跃进诗歌，文化大革命的诗歌，以及标语口号诗都是没有艺术生命的非诗。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文化体制也发生了转变。市场经济的机制被引入到文化生产领域，文化产品被商品化，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和传播、接受都开始受制于市场，利润的获取成了文学创作的第一目的。作家、诗人们首先考虑的不再是“怎样写好”的问题，而是“怎样写好卖”的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诗人受整个文学商业化写作倾向的影响而放弃严肃的写作姿态，产生价值取向的大转变，由精英写作转向市场写作或商业写作、由心灵倾诉转向欲望宣泄。新诗在有形与无形之中迅速退居文化边缘地带，成为少数人把玩的东西，一些新诗人为了宣泄苦闷，换取廉价的市场青睐，将写作调整为欲望宣泄。
正是以上几个方面的背离，使得新诗创作变成了被读者排斥的写作，使新诗处于被社会大众抛弃的尴尬地位。新诗也因此在文化多元、传媒发达、信息快捷的时代反而失去了其美学魅力，成为报纸不登、刊物不载、读者不读、新诗不新的“多余者”。
三、中国新诗应该吸取的教训
那么，如何拯救中国新诗，如何解决新诗的语言失范和精神缺席的问题呢？有如下方面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1、恢复新诗对境界对价值的追求。中国诗歌的传统之一就是对境界的追求，中国古典诗论家对诗词是否“高格”的认定，其实就是以诗词是否有美的意境为凭据的。新诗虽然借五四文化启蒙之风而脱缰于文言古诗，但中国诗歌之要义的民族化却是谁也无法改变的。
2、重视新诗作为汉语诗歌的语言张力。这方面，有两种观点值得新诗作者思考：一是石虎在1996年2月《诗论报》发表的《论字思维》中提出的“字思维”，即“汉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义，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强调了汉语作为象形文字与英语等拼音文字的区别，重视汉语言文字独特的语言内涵，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汉语独特的声律、语义系统。另一个观点是诗人任洪渊在他的诗与诗学合集《女娲的语言》（1993年版）中对“女娲的语言”的寻找，即对“汉语言的自由与自由的汉语言”的寻找。任洪渊其实就是极力主张新诗要建立自己的汉语世界，建立具有东方美学的语言空间。
3、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继承既体现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又体现于作品的艺术形式。从思想内容上看，新诗要继承中国古典诗歌面向现实、忧国忧民、既刺又美的优良传统；从艺术形式上看，新诗要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某些艺术表现手段和某些语言、体裁特点，尤其是在艺术形式方面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继承非常重要。诗是思想感情的表现，而思想感情必须通过语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来表现，这才能成为诗。中国古典诗歌讲究的就是主观情思和客观景物的交融。只有这样才能把抽象的情思变为形象的景物，才能使情思含蓄蕴藉，使景物灵动活泼，才能有诗的意境，诗的韵味，诗的美感，诗的魅力。
事实上，新诗当下最为迫切的问题就在于，新诗应该努力突破现代化语境中处于西方、传统和现代三者夹缝的尴尬现实，以自己脚踏实地的诗歌创作去获得新诗存在的真实，而不是追求地位与虚荣；新诗理论建设者们，也无需急于为中国新诗创建系统理论，原创性的中国新诗美学理论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创作基础之上。同时，还要认真面对一个事实：中国诗学传统是割不断的，要合理的转化、汲取符合现代的因子为新诗所用；也要吸取百年来的一个教训，即必须打破西方诗学的神话，进而生长出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的中国新诗美学理论。面对中外文学传统，吸收，借鉴，融合，扬弃，是20世纪优秀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研究者共同的经验，中国新诗人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投入现实人生，以扎实的生活激活诗歌内在的灵性，才是正道，才是新诗生长的真正出路。
我们说出新诗的种种不足，并非贬毁新诗的存在和发展，而是想要说明中国诗歌应行之路不是中国新诗能够独立担待得了的。正如书法、京剧等艺术一样，中国传统诗歌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重复的伟大创造，其形式和语言的美是其他任何民族语言都无法替换得了的。可喜的是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来，中国古典诗词这一活生生的心灵化石，又在新时期诗坛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中国传统诗歌的定格与有体，中国新诗的无格与无体，如同中国戏曲、话剧、歌剧各显其能一样，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诗歌发展的两大和谐元素。21世纪的和谐社会将是明朗的，我们坚信能够给予新诗发展和成熟的良好机遇，也期待中国新诗健康发展，逐渐走向成熟。
注释：
[1]讨论文章有：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对话者：郑敏、吴思敏[N]《粤海风》[J]2001年第1期；朱子庆：无效的新诗传统[N]，《华夏诗报》，2003年5月25日；野曼：新诗果真没有传统吗？与郑敏先生商榷[N]，《文艺报》，2003年8月26日，此文还在《华夏诗报》全文刊登；周良沛的《在新诗有无传统的大是大非面前》也发表在《华夏诗报》上，等等。
[2]张大为：《新诗“传统”的话语谱系与当代论争》[N]，《文艺争鸣》[J]2004年，第3期，第23页。
[3]吴思敏：《新诗已形成自身传统》[N]《文艺争鸣》[J]2004年第3期，第19页。
[4]鲁迅：《集外集·序》[M]（1934年12月20日）。
[5]毛泽东：致陈毅的信，毛泽东诗词全集辑注[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368页。
[6]肖永义：《毛泽东诗词史话》[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77页。
李林展，男，湖南浏阳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典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成果之一，湘教通2004，2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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