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文学研究的创新及其他
作者：陈卫星
王：专家学者们之所以肯定我主编的这部教材，主要是觉得其中有些创新的东西，包括一些理论性的思考。一部教材，首先要照顾到它的通用性，即要向学生介绍通行的公认的文学史知识，不然，它就难以被师生所接受，所以教材最不容易创新。然而，一部好的文学史教材，它必须有编写者对于文学的理论思考和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然，它就不会有自己的特色，也失去了编写这部教材的必要。黄霖先生指出，“教材不同于个人专著。个人专著注重原创性，强调有独到的见解”，而教材“当以一时间普遍认可的内容为佳”，“王齐洲先生对一系列中国古代小说深有研究，时有独到的见解，但在他所写的第六章《小说的发展》中，多综合时贤的共识，使人感到平允、客观……这也反映了编史者应有的气度”。董乃斌先生则指出，这部教程“高出同类著作的根本特点，那就是《教程》显示出编者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刻意的理论追求。这主要表现在全书绪论之中，也表现在全书一以贯之的理论线索之中”。如“《绪论》的第二节，从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地域性、文学与文论的关系、诸文体在文坛地位的变化等方面对文学史发展规律做了有重点的概述……其中提出了不少值得学界重视的探索性观点。例如说‘如果以书面文学的主流文体的创作主体和消费主体为依据，中国文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贵族文学时代、精英文学时代、市民文学时代、大众文学时代。’这个说法就很新鲜很有意思。对此，作者还可作更详尽的阐述，文学史界也不妨进行一番争议。又如从社会文化群体消费的角度来区分文体的主流和非主流，并论证中国文学史应以各时代主流文体为对象来清理和描述文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规律，这实际上便给已行之多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点提供了一种新的论据和论述角度。再如论到传统的应用文体中也有许多美文，指出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等等，都是很精彩的。”而所有这些理论创新，都是作者“多年研究、思考的结晶”。这样的评论，使我深受鼓舞，也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慨。
陈：据我所知，您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而90年代中期以后，您把重点转到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问题上来，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新论迭出，2004年您还出版了36万多字的《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您为什么要抓住观念问题不放？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有什么联系？
王：文学观念问题不仅是文学史编撰的逻辑起点，也是文学史研究的理论前提。观念不清，对象自然不明。而观念的转换，一定会带来研究格局的重大变化。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引进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学科的建立，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面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俗文学史》等等，都是在新文学观念指导下产生的学术经典。而百来年中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古代文学研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同样只能从转变观念入手。1998年前后，我在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建设和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呼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需要转换观念”，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孔子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原》、《论孔子的文学观念》等论文，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希望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能注意到文学观念的问题。在编写《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的过程中，我和其他编撰者尽量做到尊重历史，运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按照当时人所理解的文学观念去客观描写当时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探讨文学观念的历史演进与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追寻造成文学观念变化和文学历史发展的各种原因，以期编写出既符合历史实际又具有逻辑联系的中国文学史。
陈：这样富于创见的中国文学史，肯定会受到广大师生和文学爱好者欢迎。在《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中，我看到您对思想创新的高度重视，同时我也注意到，您的文章大多发表在比较有影响的刊物上。像《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您都有文章发表。这是不是与您的创新意识有关呢？
王：也许是吧。我认为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文学研究更应如此。创新的基础是材料，创新的手段是方法，而创新的关键是思想。有人说我写文章善于使用材料。其实，材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思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如此。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传统学科，许多材料都被前人研究过，如果没有新的思想，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所以，我做研究总希望能够有所创新或突破。而只有创新或突破，才能真正形成学术积累，促进学术发展。1985年我在《文学遗产》发表的《中国小说起源探迹》、1988年在《文学评论》发表的《象征主义——中国文学的传统方法》等文，一直为学者们所引用，近5年的引用也不下20篇次，这说明真正有创新的学术研究是不会被学术界遗忘的。近几年我发表的有关文学观念的论文引用率则更高，反响也更强烈。如去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一文，不仅《新华文摘》全文摘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等也予以转载或摘登。创新是学术的生命，而思想是学术的灵魂。武汉大学尚永亮先生评论我的《呼唤民族性：中国文学特质的多维透视》一书时，说我追求“有思想的学术”，深契我心。
陈：现在大家都在谈创新，我想您的这些话对学术界同仁肯定会有不小的启发。这些成果都凝聚着您的心血和汗水，您对其中的哪一项最满意呢？
王：写文章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写之前豪情万丈，写之中筋疲力尽，写完后有几分自得，发表后又总是留有遗憾。正如刘勰所说：“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对所写的文章都不十分满意，还要继续努力。
陈：从您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您渊博的学识与您的广泛涉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都想知道您是怎样读书的？读了哪些书？哪些书对您有比较深刻的影响？
王：我读的书范围比较广，类别比较杂。走上学术道路之前，完全凭兴趣读书，并无目的。我从小爱静不爱动，坐得住。记得上初小时读了不少小人书（连环画），上高小时我完整地读过《西游记》、《封神榜》，不少字不认识，跳过去再读，觉得很有意思。上初中时我读完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也读了《红岩》、《青春之歌》、《暴风骤雨》等当代小说，还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童年》、《牛虻》等外国名著。在我的读书经历中，有三个时期特别重要，那是比较集中的读书时间，与一般情况下“闲庭散步”式的读书不大相同。
第一个时期是1966年我从洪湖一中毕业以后。那时洪湖西四区的小学毕业生上初中都在二中，我是当地唯一洪湖一中毕业的初中生，虽然只有15岁，当地政府还是安排我到学校去教书。文革初期，农村“破四旧”，许多书都作为“四旧”收起来，放在生产大队的仓库里。有一个生产队的会计特别喜欢看古代小说，他家里收藏的古小说应有尽有，也被“红卫兵”们收到了大队部。我工作的学校与大队部一墙之隔。我不喜欢参加那些打打闹闹的事情，工作之余，无事可干。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那些堆在仓库里的旧书，便偷偷拿出来看。《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今古传奇》、《东周列国志》、《荡寇志》、《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府演义》、《龙图公案》、《海公案》、《镜花缘》、《再生缘》等古典小说，以及《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古代戏曲，成了我业余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书是偷着读的，因而感觉特别刺激。当然，也有一些书是可以公开读的，例如《红楼梦》。可惜那些旧书中惟独没有《红楼梦》，我很沮丧。后来托已经入伍的我小学的同学谢从江从部队给我弄到一部，反复阅读。至今我仍然保留着这部书。此外，就是读马列的书。60年代末期，中央提倡读马列的六本书，《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我都认真细致的阅读过，有的还做了读书笔记；《自然辩证法》我也读过，只是不太懂。我还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觉得很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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